>上我们的朋友们启程返回华盛顿。
※ ※ ※
我和我的军政同僚们考虑已久的意见，就这样得到了大家的同意，并作出了决定。我为此感到十分愉快，特别是因为此事发生在看来是最黑暗的时刻。我希望执行的各项计划，除了一项以外，都被采纳了。这一项没有得到通过的计划是“丘比特”作战计划（进攻挪威），但它的价值是无可争议的。
我并没有放弃这项计划，但是，后来我也没有搞成这项计划。
过去几个月来，我所追求的是“取消‘痛击’作战计划”，而代之以进攻北非和进行“丘比特”作战计划。“丘比特”计划夭折了。
但是，我感到满意的东西是够多的。
※ ※ ※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7月27日
我确信，你和我以及我们这里的全体人员一样，对这紧张的一周间的成就感到快慰。除了对于作战行动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以外，我们高级官员之间的热诚亲切的关系和战友情谊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如果没有哈里的宝贵的援助，我怀疑能获得成功。
2．我们必须在今年建立第二战场，并且尽早发动进攻。
我认为这个第二战场包含着一支把敌军拴在“痛击”计划地区对面的主力和一个称为“火炬”（以前称为“体育家”）的广泛侧击行动。现在既然所有事情都已作出决定，我们可以照你所说，开足马力向前进了。一切全靠保守秘密和迅速行动，全靠具有一个井然有序的军事的行动计划。必须分秒必争，我同意你的意见，应该以10月30日为最迟的日期。
3．要保守秘密，唯一办法在于诳敌。为此目的，我正在进行“丘比特”计划，同时我们还必须大力进行“痛击”计划。这些将掩护在联合王国的一切军事行动。当你们的军队开始实行“火炬”计划时，机密机关以外的人都会相信，它们是开往苏伊士运河或巴士拉，以此来说明它们所配备的热带装备。这里的加拿大军队将配备北极用的装备。如此就能使敌军直到最后还是弄不清我们的意图。
4．与此同时，我希望“波利乐”的准备工作仍全力进行，只有“火炬”计划才能对“波利乐”给予必要的冲击，而这种冲击也只是推迟一段时间而已。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左右开弓或双管齐下地进行攻击。
所有专家们在我们双方向往已久的计划方面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总统和我一样对此感到欣慰。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7月28日
三剑客①已于今日下午平安到达，婚礼②仍照原定日期举行。我对所取得的结果，尤其对这次成功地交心会谈，自然感到十分快慰。我不禁感到，过去一周是整个战争时代的一个转折点，而且，现在我们已在并肩前进。我同意你的看法，保密和迅速行动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我希望10月的日期能够提前。关于按船舶吨位和按联合王国进口粮食和原料等情况来计算给养和装备多少的问题，我将与马歇尔商谈。我还将冬一切力量使俄国南部侧翼得到空军增援。我也认为此事完全应该办到。
①指罗斯福的代表霍普金斯、马歇尔、金三人。——译者②指英美共同执行经过同意的计划。——译者
现在必须决定司令官的人选。
迪尔元帅致首相 1942年7月30日
我要敦促你立时与总统商定指挥官问题。我自己认为马歇尔是恰当的人选，而且也相信他是会接受这个职位的。同样清楚的是，现在这里离不开他；但是，艾森豪威尔完全可以代行他的权力。总统还未和马歇尔谈到这个问题。这或许因为总统怕他离开；但是艾森豪威尔担任他的副手的想法是会受到欢迎的。
如果这一点得到同意，那么艾森豪威尔将能团结他的联合参谋人员，使他们真正发挥作用。在此过程中，如果艾森豪威尔把“痛击”计划的设计和准备工作委托给别人主持（显然要委托给一个英国人），而使他自己和自己的参谋人员除了对“痛击”计划实行总的监督之外，能分身出来完全集中力量于应付“火炬”计划，这样做就非常明智。当然，“火炬”现在比什么都重要，它需要有许多具体的计划，以及分配力量、分配任务和进行训练等等。从现在到战役开始，要紧张地工作；战役愈早开始，显然就更为有利。
我对你使这些困难的谈判得到如此成功的结果，实在敬佩。我希望能在下周初到达伦敦，得便时我极愿去拜访你。
我致电总统，谈了司令官的人选问题。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2年7月31日
我迫切希望“波利乐”、“痛击”、“围歼”和“火炬”计划的司令官人选早日作出决定。〔这里指的是“波利乐”、“痛击”和“围歼”等一组计划和“火炬”计划。〕如果马歇尔将军能被任命为“围歼”计划的最高统帅，而且同时艾森豪威尔将军能在这里担任他的副手，这是我们最为高兴的。我们首先要任命亚历山大将军为特遣部队司令，在艾森豪威尔将军领导之下同他一道工作。这两人要为“火炬”计划工作，艾森豪威尔将军暂时还要监督“波利乐”—“痛击”计划的执行。这样，他就能为“火炬”计划调集各种必要的力量，而不致使“波利乐”和“围歼”计划蒙受损失。一俟“火炬”计划准备就绪，他就要指挥这次战役，而以亚历山大和一位美国司令官任这两支特遣部队的司令，他们分别从联合王国和美国出发到任。当特遣部队开始执行任务时，假如你任命马歇尔将军或其他人员作为代理人执行“波利乐”、“痛击”和“围歼”计划的工作，我们当感到高兴。我们也愿派给他一位助手。
2．此事宜速进行，因为委员会着实太多，而行动迟迟。
假若你另有安排，请让我了解你的意向。
迪尔元帅致首相 1942年8月1日
总统已去海德公园作短期休息，但在动身前发出命令，要求尽早全力进行“火炬”计划。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在8月4日告诉他能够登陆的最早日期。美方把兵力抽到太平洋的危险也许仍然存在，但总统对这一点是完全慎重的。
2．美国人认为，由于接受“火炬”计划，已取消了1943年的“围歼”计划。对于这一点，我们无需进行争辩。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专心致志于“火炬”计划。我可以断定，假如总统愿意，他会同意马歇尔担任指挥的；而且无需在事前为他保留“围歼”作战计划最高司令的职位，虽然你在7月31日致总统的电文中这样说过。
3．祝你的各项工作获得与你的勇气和抱负相称的成绩。
这份电报是我在子夜时于莱纳姆机场收到的。我将要从那里出发旅行，这次旅行的原由和经过且待下章分解。
第二十六章 我的开罗之行。改组司令部
我应访问开罗的决定——和访问莫斯科的决定——斯大林的邀请——乘C—46型飞机旅行——尼罗河上的黎明——司令官人选的问题——8月5日我和奥金莱克共同视察阿拉曼阵地——会见戈特将军——在空军司令部——8月5日和6日致电内阁——建议变动战区指挥部和组织——8月6日和7日再向内阁说明理由——戈特将军牺牲——战时内阁的一个紧张时期——蒙哥马利将军任第八集团军司令——艾森豪威尔麾下的参加“火炬”计划的英军司令官的调动——8月8日，访问义勇骑兵师的一天——8月8日给奥金莱克将军的信——我通知总统——雅各布上校日记一则——亚历山大将军于8月9日到达——奥金莱克将军不愿指挥伊拉克一波斯战区——给亚历山大将军的指示。
我从多方面获得的报告，使我对于中东最高司令部的怀疑不断增长。到中东去就地解决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了。最初认为，这次旅行将取道直布罗陀和塔科拉迪，然后越过中非到开罗，此去需要五天甚至六天的飞行。由于在这次飞行中我要经过热带和疟疾流行地区，便规定要进行一连串的预防注射。有些注射要在十天之后才能起免疫作用，同时又使人极感不适，甚至不能行动。战时内阁的若干阁员亲切友好地关心我的健康，他们反倒成为我需要加以劝说的对象了。
可是，正在这时，一位年轻的美国驾驶员范德克路特上尉来到英国，他刚从美国驾驶一架“解放者”式的C—46型飞机前来；机内的炸弹架业已拆去，装上了某些旅客设备。这架飞机当然能够按规定的航线飞完全程，而且在各个阶段都有富余时间。空军参谋长波特尔见到这位驾驶员，反复询问他这架飞机的情况。已飞行过约一百万哩的范德克路特问道，何必绕道塔科拉迪、卡诺、拉密堡、乌拜伊德等处呢。他说，他能一口气从直布罗陀飞到开罗；下午从直布罗陀东飞，黄昏时急遽折向南行，越过西班牙或维希的属地，然后东飞，直至阿西乌特附近，就可见到尼罗河；又转向北飞，再过一小时左右就会到达金字塔西北的开罗飞机场了。这就使全部计划作了变更。我在两天的时间内就可以到达开罗，不会遭受中非臭虫的任何骚扰，也不必经受预防它们的注射。波特尔被他说服了。
我们急想知道，苏联政府对于1942年将不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这一个出于不得已但也是令人不快的消息，究竟有何反应。7月28日晚，正巧我在唐宁街十号我和战时内阁其他成员在临时搭成作为餐厅用的花厅内恭宴国王。陛下在私下同意我的出行，国王去后，我便立刻邀请心境爽朗的阁员们到内阁会议室商讨问题。当时决定我无论如何应到开罗走一趟，并应向斯大林建议同他会晤。因此，我向他发出了下列电报：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1942年7月30日
我们正为另一次努力作初步的安排，以便使一支巨大的运输船队能在9月份第一周驶往阿尔汉格尔斯克。
2．如果得到你的邀请，我愿前往高加索的阿斯特拉罕或到便于会晤的类似地点同你会晤。届时我们可能共商战局，并在一起作出决定。我还可以将我们与罗斯福总统已经制订的1942年的进攻计划告诉你。我将偕同帝国总参谋长前来。
3．我即将启程前往开罗。我在那里有重大事务需要处理，这是你可以想象得到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将在那里确定一个便于会晤的日期，8月10日到13日这几天都可以。
4．战时内阁已同意我的建议。
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首相1942年7月31日
我代表苏联政府邀请你前来苏联同苏联政府的人员会晤。由于希特勒方面对于英国、美国和苏联的威胁现已达到特别紧张的程度，因此如果你能前来苏联，共同商讨反对希特勒战争中各种紧急问题，我是十分感激的。
我认为最适宜的会晤地点是莫斯科，因为，不论是我，还是政府中其他人员以及总参谋部的领导人员，都不能在这样紧张的对德作战时刻离开首都。
帝国总参谋长前来，极合我们的愿望。
请你按照你在开罗完成任务所必需的时间，自行决定会晤日期。你可以预先断定，任何日期对我都是合适的。
你答应在9月初派第二批运输船队运送战争物资给苏联，请容许我向你表示感谢。虽然从战场调出飞机极为困难，但我们将尽可能采取措施来加强运输船队的空中防卫。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1942年8月1日
我一定来莫斯科同你会晤，到开罗后再决定行期。
※ ※ ※
在此期间，集中攻击鲁威塞特山脊的阿拉曼阵地上的战事仍在进行。隆美尔的进攻力量已感不足，而我们的力量足够防守还有余裕，但是胜败尚在未定之天。现在已决定叫我飞往开罗，因此我致电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7月31日
我希望在8月3日，星期一飞抵开罗。帝国总参谋长也将在同一天经由其他路线到达。我已要求史末资陆军元帅和韦维尔将军设法在同一周中前来开罗。请对此予以密切注意。
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将军已在直布罗陀，将经由马耳他飞往开罗，我向他发出下列电报：
首相致布鲁克将军1942年8月1日
我在昨天收到奥金莱克的电报，现由其中摘出一节，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中东之行是多么需要：
“昨天同各军军长举行一次会议，详细讨论了战术情况。
由于兵力不足，而且敌人的阵地也已得到有效的巩固，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如下结论：在目前情况下，不宜作突破敌方战线的努力，或从南翼袭击敌军。在9月中旬之前，不会有重新采取攻势的机会。这将取决于敌军能否建立起坦克部队。
因此，我们暂时的政策是采取守势，在全部防御地区内做好充分准备和巩固工作。与此同时，我们将伺机突然采取攻势，奇袭敌军。……”
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将代表外交部随我同行，此事业已安排停当。8月2日，星期日夜半之后，我们从莱纳姆乘C—46轰炸机出发。这次旅行与前次乘“波音”式水上飞机那样的舒适截然不同。这种轰炸机当时没有暖气，像刀片那样刺骨的寒风从许多隙缝吹进来。机内没有卧床，但后舱两块搁板可使我和我的医师查尔斯·威尔逊爵士躺下；那里有足够的毯子供大家使用。我们低飞经过南英格兰，以便使我们的高射炮部队可以辨别；他们虽然得到通知，但仍处于“戒备”状态。我们飞到海上以后，我离开座舱，到后舱去休息。
由于服了良好的安眠药片，睡得很香。
我们于8月3日早晨平安到达直布罗陀，竟日视察要塞的周围各处，下午六时登程飞往开罗——此去要飞行二千多哩，为了躲避沙漠战场四周的敌机，必须绕很远的路程。范德克路特为了使机内多留些汽油，在夜色降临前不再向地中海飞去，而是直接飞越西班牙地区和半敌对性的维希属地。因此在黄昏前我们有四架“勇士”式战斗机护送，我们实际上已破坏了这两个地区的中立。我们在空中都没有遇到麻烦，也没有进入任何重要城市的炮弹射程以内。当夜幕笼罩着毫不悦目的景色，我们到后舱就C—46型飞机所能供应的卧具睡觉时，我仍然感到非常愉快。在中立地区，如果被迫降落，会引起很大麻烦，即使在沙漠地区降落，情况虽然好一点，也会出现另一种问题。但是C—46型飞机的四个发动机愉快地吼叫着；飞机在星空明朗之夜通宵飞行，我酣然入睡，直到天明。
我在日出前坐在副驾驶员座位上，已成为这些旅行中的习惯。我在8月4日早晨坐上副驾驶员座位时，在晨光熹微中，见到蜿蜒不断、宛如银带的尼罗河悦目地展现在眼前。我在尼罗河上观看晓色已非一次。在战时和平时，我取道陆路或水路，几乎遍历从维多利亚湖到地中海的全部尼罗河流域，除“栋古拉一带”以外，几乎都经历过。太阳照到尼罗河水面上，闪闪发光，景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使我赏心悦目。
现在，我暂时成为“前线人员”了。我不在国内坐候前方的消息，而能亲临前线传出战讯，这是使人兴奋的事。
※ ※ ※
我在开罗必须解决下列问题。奥金莱克将军或他的人员对于沙漠地区部队是否已失去信心？果若如此，他应被解职，但谁来接任为宜？对于一位具有最高品格、显著才能和决心的司令官，要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痛心的。为了使我自己的判断不致有误，我曾促请史末资将军从南非到开罗来。我到达时，他已在英国大使馆内。我们谈了一个上午，我告诉他我们的一切困难和种种解决方案。下午我和奥金莱克长谈，他很明晰地说明了军事形势。次晨，由于奥金莱克的请求，我接见了科贝特将军；他是总司令所器重的人。他说，奥金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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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军政同僚们考虑已久的意见，就这样得到了大家的同意，并作出了决定。我为此感到十分愉快，特别是因为此事发生在看来是最黑暗的时刻。我希望执行的各项计划，除了一项以外，都被采纳了。这一项没有得到通过的计划是“丘比特”作战计划（进攻挪威），但它的价值是无可争议的。
我并没有放弃这项计划，但是，后来我也没有搞成这项计划。
过去几个月来，我所追求的是“取消‘痛击’作战计划”，而代之以进攻北非和进行“丘比特”作战计划。“丘比特”计划夭折了。
但是，我感到满意的东西是够多的。
※ ※ ※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7月27日
我确信，你和我以及我们这里的全体人员一样，对这紧张的一周间的成就感到快慰。除了对于作战行动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以外，我们高级官员之间的热诚亲切的关系和战友情谊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如果没有哈里的宝贵的援助，我怀疑能获得成功。
2．我们必须在今年建立第二战场，并且尽早发动进攻。
我认为这个第二战场包含着一支把敌军拴在“痛击”计划地区对面的主力和一个称为“火炬”（以前称为“体育家”）的广泛侧击行动。现在既然所有事情都已作出决定，我们可以照你所说，开足马力向前进了。一切全靠保守秘密和迅速行动，全靠具有一个井然有序的军事的行动计划。必须分秒必争，我同意你的意见，应该以10月30日为最迟的日期。
3．要保守秘密，唯一办法在于诳敌。为此目的，我正在进行“丘比特”计划，同时我们还必须大力进行“痛击”计划。这些将掩护在联合王国的一切军事行动。当你们的军队开始实行“火炬”计划时，机密机关以外的人都会相信，它们是开往苏伊士运河或巴士拉，以此来说明它们所配备的热带装备。这里的加拿大军队将配备北极用的装备。如此就能使敌军直到最后还是弄不清我们的意图。
4．与此同时，我希望“波利乐”的准备工作仍全力进行，只有“火炬”计划才能对“波利乐”给予必要的冲击，而这种冲击也只是推迟一段时间而已。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左右开弓或双管齐下地进行攻击。
所有专家们在我们双方向往已久的计划方面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总统和我一样对此感到欣慰。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7月28日
三剑客①已于今日下午平安到达，婚礼②仍照原定日期举行。我对所取得的结果，尤其对这次成功地交心会谈，自然感到十分快慰。我不禁感到，过去一周是整个战争时代的一个转折点，而且，现在我们已在并肩前进。我同意你的看法，保密和迅速行动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我希望10月的日期能够提前。关于按船舶吨位和按联合王国进口粮食和原料等情况来计算给养和装备多少的问题，我将与马歇尔商谈。我还将冬一切力量使俄国南部侧翼得到空军增援。我也认为此事完全应该办到。
①指罗斯福的代表霍普金斯、马歇尔、金三人。——译者②指英美共同执行经过同意的计划。——译者
现在必须决定司令官的人选。
迪尔元帅致首相 1942年7月30日
我要敦促你立时与总统商定指挥官问题。我自己认为马歇尔是恰当的人选，而且也相信他是会接受这个职位的。同样清楚的是，现在这里离不开他；但是，艾森豪威尔完全可以代行他的权力。总统还未和马歇尔谈到这个问题。这或许因为总统怕他离开；但是艾森豪威尔担任他的副手的想法是会受到欢迎的。
如果这一点得到同意，那么艾森豪威尔将能团结他的联合参谋人员，使他们真正发挥作用。在此过程中，如果艾森豪威尔把“痛击”计划的设计和准备工作委托给别人主持（显然要委托给一个英国人），而使他自己和自己的参谋人员除了对“痛击”计划实行总的监督之外，能分身出来完全集中力量于应付“火炬”计划，这样做就非常明智。当然，“火炬”现在比什么都重要，它需要有许多具体的计划，以及分配力量、分配任务和进行训练等等。从现在到战役开始，要紧张地工作；战役愈早开始，显然就更为有利。
我对你使这些困难的谈判得到如此成功的结果，实在敬佩。我希望能在下周初到达伦敦，得便时我极愿去拜访你。
我致电总统，谈了司令官的人选问题。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2年7月31日
我迫切希望“波利乐”、“痛击”、“围歼”和“火炬”计划的司令官人选早日作出决定。〔这里指的是“波利乐”、“痛击”和“围歼”等一组计划和“火炬”计划。〕如果马歇尔将军能被任命为“围歼”计划的最高统帅，而且同时艾森豪威尔将军能在这里担任他的副手，这是我们最为高兴的。我们首先要任命亚历山大将军为特遣部队司令，在艾森豪威尔将军领导之下同他一道工作。这两人要为“火炬”计划工作，艾森豪威尔将军暂时还要监督“波利乐”—“痛击”计划的执行。这样，他就能为“火炬”计划调集各种必要的力量，而不致使“波利乐”和“围歼”计划蒙受损失。一俟“火炬”计划准备就绪，他就要指挥这次战役，而以亚历山大和一位美国司令官任这两支特遣部队的司令，他们分别从联合王国和美国出发到任。当特遣部队开始执行任务时，假如你任命马歇尔将军或其他人员作为代理人执行“波利乐”、“痛击”和“围歼”计划的工作，我们当感到高兴。我们也愿派给他一位助手。
2．此事宜速进行，因为委员会着实太多，而行动迟迟。
假若你另有安排，请让我了解你的意向。
迪尔元帅致首相 1942年8月1日
总统已去海德公园作短期休息，但在动身前发出命令，要求尽早全力进行“火炬”计划。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在8月4日告诉他能够登陆的最早日期。美方把兵力抽到太平洋的危险也许仍然存在，但总统对这一点是完全慎重的。
2．美国人认为，由于接受“火炬”计划，已取消了1943年的“围歼”计划。对于这一点，我们无需进行争辩。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专心致志于“火炬”计划。我可以断定，假如总统愿意，他会同意马歇尔担任指挥的；而且无需在事前为他保留“围歼”作战计划最高司令的职位，虽然你在7月31日致总统的电文中这样说过。
3．祝你的各项工作获得与你的勇气和抱负相称的成绩。
这份电报是我在子夜时于莱纳姆机场收到的。我将要从那里出发旅行，这次旅行的原由和经过且待下章分解。
第二十六章 我的开罗之行。改组司令部
我应访问开罗的决定——和访问莫斯科的决定——斯大林的邀请——乘C—46型飞机旅行——尼罗河上的黎明——司令官人选的问题——8月5日我和奥金莱克共同视察阿拉曼阵地——会见戈特将军——在空军司令部——8月5日和6日致电内阁——建议变动战区指挥部和组织——8月6日和7日再向内阁说明理由——戈特将军牺牲——战时内阁的一个紧张时期——蒙哥马利将军任第八集团军司令——艾森豪威尔麾下的参加“火炬”计划的英军司令官的调动——8月8日，访问义勇骑兵师的一天——8月8日给奥金莱克将军的信——我通知总统——雅各布上校日记一则——亚历山大将军于8月9日到达——奥金莱克将军不愿指挥伊拉克一波斯战区——给亚历山大将军的指示。
我从多方面获得的报告，使我对于中东最高司令部的怀疑不断增长。到中东去就地解决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了。最初认为，这次旅行将取道直布罗陀和塔科拉迪，然后越过中非到开罗，此去需要五天甚至六天的飞行。由于在这次飞行中我要经过热带和疟疾流行地区，便规定要进行一连串的预防注射。有些注射要在十天之后才能起免疫作用，同时又使人极感不适，甚至不能行动。战时内阁的若干阁员亲切友好地关心我的健康，他们反倒成为我需要加以劝说的对象了。
可是，正在这时，一位年轻的美国驾驶员范德克路特上尉来到英国，他刚从美国驾驶一架“解放者”式的C—46型飞机前来；机内的炸弹架业已拆去，装上了某些旅客设备。这架飞机当然能够按规定的航线飞完全程，而且在各个阶段都有富余时间。空军参谋长波特尔见到这位驾驶员，反复询问他这架飞机的情况。已飞行过约一百万哩的范德克路特问道，何必绕道塔科拉迪、卡诺、拉密堡、乌拜伊德等处呢。他说，他能一口气从直布罗陀飞到开罗；下午从直布罗陀东飞，黄昏时急遽折向南行，越过西班牙或维希的属地，然后东飞，直至阿西乌特附近，就可见到尼罗河；又转向北飞，再过一小时左右就会到达金字塔西北的开罗飞机场了。这就使全部计划作了变更。我在两天的时间内就可以到达开罗，不会遭受中非臭虫的任何骚扰，也不必经受预防它们的注射。波特尔被他说服了。
我们急想知道，苏联政府对于1942年将不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这一个出于不得已但也是令人不快的消息，究竟有何反应。7月28日晚，正巧我在唐宁街十号我和战时内阁其他成员在临时搭成作为餐厅用的花厅内恭宴国王。陛下在私下同意我的出行，国王去后，我便立刻邀请心境爽朗的阁员们到内阁会议室商讨问题。当时决定我无论如何应到开罗走一趟，并应向斯大林建议同他会晤。因此，我向他发出了下列电报：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1942年7月30日
我们正为另一次努力作初步的安排，以便使一支巨大的运输船队能在9月份第一周驶往阿尔汉格尔斯克。
2．如果得到你的邀请，我愿前往高加索的阿斯特拉罕或到便于会晤的类似地点同你会晤。届时我们可能共商战局，并在一起作出决定。我还可以将我们与罗斯福总统已经制订的1942年的进攻计划告诉你。我将偕同帝国总参谋长前来。
3．我即将启程前往开罗。我在那里有重大事务需要处理，这是你可以想象得到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将在那里确定一个便于会晤的日期，8月10日到13日这几天都可以。
4．战时内阁已同意我的建议。
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首相1942年7月31日
我代表苏联政府邀请你前来苏联同苏联政府的人员会晤。由于希特勒方面对于英国、美国和苏联的威胁现已达到特别紧张的程度，因此如果你能前来苏联，共同商讨反对希特勒战争中各种紧急问题，我是十分感激的。
我认为最适宜的会晤地点是莫斯科，因为，不论是我，还是政府中其他人员以及总参谋部的领导人员，都不能在这样紧张的对德作战时刻离开首都。
帝国总参谋长前来，极合我们的愿望。
请你按照你在开罗完成任务所必需的时间，自行决定会晤日期。你可以预先断定，任何日期对我都是合适的。
你答应在9月初派第二批运输船队运送战争物资给苏联，请容许我向你表示感谢。虽然从战场调出飞机极为困难，但我们将尽可能采取措施来加强运输船队的空中防卫。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1942年8月1日
我一定来莫斯科同你会晤，到开罗后再决定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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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集中攻击鲁威塞特山脊的阿拉曼阵地上的战事仍在进行。隆美尔的进攻力量已感不足，而我们的力量足够防守还有余裕，但是胜败尚在未定之天。现在已决定叫我飞往开罗，因此我致电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7月31日
我希望在8月3日，星期一飞抵开罗。帝国总参谋长也将在同一天经由其他路线到达。我已要求史末资陆军元帅和韦维尔将军设法在同一周中前来开罗。请对此予以密切注意。
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将军已在直布罗陀，将经由马耳他飞往开罗，我向他发出下列电报：
首相致布鲁克将军1942年8月1日
我在昨天收到奥金莱克的电报，现由其中摘出一节，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中东之行是多么需要：
“昨天同各军军长举行一次会议，详细讨论了战术情况。
由于兵力不足，而且敌人的阵地也已得到有效的巩固，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如下结论：在目前情况下，不宜作突破敌方战线的努力，或从南翼袭击敌军。在9月中旬之前，不会有重新采取攻势的机会。这将取决于敌军能否建立起坦克部队。
因此，我们暂时的政策是采取守势，在全部防御地区内做好充分准备和巩固工作。与此同时，我们将伺机突然采取攻势，奇袭敌军。……”
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将代表外交部随我同行，此事业已安排停当。8月2日，星期日夜半之后，我们从莱纳姆乘C—46轰炸机出发。这次旅行与前次乘“波音”式水上飞机那样的舒适截然不同。这种轰炸机当时没有暖气，像刀片那样刺骨的寒风从许多隙缝吹进来。机内没有卧床，但后舱两块搁板可使我和我的医师查尔斯·威尔逊爵士躺下；那里有足够的毯子供大家使用。我们低飞经过南英格兰，以便使我们的高射炮部队可以辨别；他们虽然得到通知，但仍处于“戒备”状态。我们飞到海上以后，我离开座舱，到后舱去休息。
由于服了良好的安眠药片，睡得很香。
我们于8月3日早晨平安到达直布罗陀，竟日视察要塞的周围各处，下午六时登程飞往开罗——此去要飞行二千多哩，为了躲避沙漠战场四周的敌机，必须绕很远的路程。范德克路特为了使机内多留些汽油，在夜色降临前不再向地中海飞去，而是直接飞越西班牙地区和半敌对性的维希属地。因此在黄昏前我们有四架“勇士”式战斗机护送，我们实际上已破坏了这两个地区的中立。我们在空中都没有遇到麻烦，也没有进入任何重要城市的炮弹射程以内。当夜幕笼罩着毫不悦目的景色，我们到后舱就C—46型飞机所能供应的卧具睡觉时，我仍然感到非常愉快。在中立地区，如果被迫降落，会引起很大麻烦，即使在沙漠地区降落，情况虽然好一点，也会出现另一种问题。但是C—46型飞机的四个发动机愉快地吼叫着；飞机在星空明朗之夜通宵飞行，我酣然入睡，直到天明。
我在日出前坐在副驾驶员座位上，已成为这些旅行中的习惯。我在8月4日早晨坐上副驾驶员座位时，在晨光熹微中，见到蜿蜒不断、宛如银带的尼罗河悦目地展现在眼前。我在尼罗河上观看晓色已非一次。在战时和平时，我取道陆路或水路，几乎遍历从维多利亚湖到地中海的全部尼罗河流域，除“栋古拉一带”以外，几乎都经历过。太阳照到尼罗河水面上，闪闪发光，景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使我赏心悦目。
现在，我暂时成为“前线人员”了。我不在国内坐候前方的消息，而能亲临前线传出战讯，这是使人兴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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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开罗必须解决下列问题。奥金莱克将军或他的人员对于沙漠地区部队是否已失去信心？果若如此，他应被解职，但谁来接任为宜？对于一位具有最高品格、显著才能和决心的司令官，要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痛心的。为了使我自己的判断不致有误，我曾促请史末资将军从南非到开罗来。我到达时，他已在英国大使馆内。我们谈了一个上午，我告诉他我们的一切困难和种种解决方案。下午我和奥金莱克长谈，他很明晰地说明了军事形势。次晨，由于奥金莱克的请求，我接见了科贝特将军；他是总司令所器重的人。他说，奥金莱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