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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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拍着桌子继续说：“还是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搞四清，一种是半工半读。你们再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戚本禹批判罗尔钢的东西，批得很好。戚本禹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尔纲是教授。但是事实证明真正的真理是在戚本禹这边。他的文章你压住，就是欠下了债。实际上好的坏的都不要压，越压越要革命。赫鲁晓夫我们为什么要给他出全集呢？就是为了让人们知道什么是修正主义，也就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修正主义。只有我们对赫鲁晓夫有这样的气度，他就不敢公开发表我们的东西。我们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他们连一篇也不敢公开。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宣部和报纸，就不发表姚文元、戚本禹、关锋这些人的文章呢？无非说明你心中有鬼，不敢展开辩论罢了。”
刘少奇说：“我们搞物质建设，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
彭真也说：“实际上是他们专政，领导权在他们手里，你反对他，他就扣你工分。”毛泽东对他们的插话毫不理会，继续说：“通过这次学术讨论和教育革命，要把学生、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其余的一部分人能改就好，不改就拉倒。反正地球照样转，人民照样革命。这次社会主义革命不要勉强，就是要让无产阶级讲话。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只能是东风压倒西风，再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统治我们阵地的现象了。”
彭真说：“看来搞社会主义不能合作，一定要坚持原则。”
林彪顶他说：“这是阶级斗争，我们要说话，他们也是要讲话的。你不让他们表现也不行，两种阶级的搏斗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说：“还是尹达讲得对。尹达讲：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
朱德闭着眼睛听完这几句话，突然冒出来一句：“打倒那些权威。”
陈伯达说：“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知识分子权威，培养接班人。”
毛泽东马上说：“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谁溶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但是我们不能等着让资产阶级把我们溶化了，我们要和他们争夺阵地。这块阵地拱手交给资产阶级他们也不会说你好，照样骂你，搞你的鬼。中宣部扣压了多少像尹达、戚本禹这样的文章，你们回去好好地检查检查，立即回头。”
陈伯达说：“接班人自然形成。斯大林搞了个马林科夫，不行，没等你死，他就夭折了。这也是没有经过大风大浪的原因。苏联不像我们，我们从建国以来一直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场革命接着一场革命，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我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毛泽东说：“我们就是不叫坏人接班，我们要选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说到这里，他转变了话题，“现在再讲一讲工业体制的问题。这也是为了下一步应付突然事件。真正打起仗来怎么办？还是要靠地方解决问题。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还是要靠地方来向中央进攻。所以，我总是主张给地方一定的自主权。有些问题，你们想不通，但是你们想一想，一旦出了问题，你们能管得了那么多的问题吗？如果从长远的规划来部署，许多事情就好办了。”
与会者，谁也没有真正掌握了毛泽东的真正含义和用心，都以为毛泽东已经转变了思路，似乎要解决的问题和在座的这些人都没有多大的关系，刚才紧张的心情这时都逐渐地松弛下来。众人的眼光对准毛泽东，有的人悄悄地看了刘少奇一眼，他沉稳地坐在那里，慢悠悠地抽着烟卷，似乎毛泽东所讲的这些话和他没有任何的瓜葛。
彭真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都要像野战军和地方的关系那样来工作，就好办了。”
“将来出了问题，地方要支持中央。”毛泽东说：“在南京，我和江渭清谈了，打起仗来，中央一不出兵，二不出将，三有点粮也不多，送不去，四又没有衣服，五有点枪炮也不多。各大区、各个省都自己搞去，要人自卫战各省自己搞。海军、空军地方搞不了，中央统一搞。打起仗来，还是靠地方，你们靠中央，靠不住的，地方搞游击队，还是靠多种武器。华东工业有两种管法。江苏的办法好，是省不管工业。南京、苏州就搞起来了，苏州的办法十万工人，八亿产值。济南是另一种，大的归省，小的归市，扯不清。”刘少奇说：“如何试行普遍劳动制，普遍参加劳动，参加义务劳动，现在脱产人大多，职工八十万，家属也是八十万。”
毛泽东说：“现在做不同宣传，打破老一套，逐步实行。我们这个国家是二十八个国家组织成的。有大国也有小国，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国’，人不多。但是我们要统得过来，要想统，首先就要给他们一定的积极性，不要动不动就给人家扣分散主义的帽子。这个帽子压住了许多地方的积极性。”周恩来说：“有些地方怕搞机械化。我看应该让他们也来一个鸣放，说出他们自己的话。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充分地听取他们的意见了。”
毛泽东说：“光由中央局、省、地、市等鸣放不行，你们回去后在群众中鸣放，四、五、六、七四个月，省、地、市等都要放。大鸣大放要联系到我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口号，不然他们不敢放。这样，我想是会鸣放出许多的好主意的。”
周恩来说：“鸣放，有人怕说他们是分散主义。”
“这就要告诉他们，不抓辫子和不扣帽子嘛！”毛泽东说：“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这样，一旦有事情就应付不了了。我坚决地主张给地方以充分地自主权。给他们积极性。”
彭真说：“上海用机械支援农业，由非法变合法。”
毛泽东说：“是非法要承认合法，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英国女王、日本天皇都是虚君共和。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政策方针，就是大的政策方针也是从地方鸣放出来，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好，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
彭真说：“办托拉斯，把党的工作也收归托拉斯，这实际就是工业党。”
毛泽东说：“四清都归你们，中央只管二十三条，什么省市政治部，你们有什么经验？过去三月，急结，半年总结，还不都是根据下面的报告。搞兵工厂都是靠地方搞出来的，中央给个精神。现在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调，这样不行。”
周恩来说：“国防工业也要归地方，总的是下放，不是上调，中央只管尖端。”
毛泽东说：“飞机场也没有搬家，打起仗来枪也送不出去，一个省要有个小钢铁厂，一个省有几千万人，有十万吨钢还不行，一个省要搞那么几十个。”
这时，余秋里插话：“要三老带三新，老厂带新厂，老基地带新基地……”
林彪说：“老带新，这是中国道路。我们还是要实行过去的一套好的东西。”
“这好像抗战时期那个游击队一样。”毛泽东说，“二线一线书记搞建设，地方和民工就可以包下来。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个人主义。你们许多人的特点就是想抓权，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己而抓权。我就偏偏要把你们的权力分下去。这也是对付将来有人搞修正主义的一个办法。”
彭真说：“小钢铁厂有一些，给中央统光了。”
毛泽东瞪了他一眼：“你分人家的干什么？统统归他们。现在再搞一套，就大不利于战备了。将来打起仗来，依靠的还是地方的同志和部署，我们的三线建设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服务的。没有这样的准备，吃亏的时候就后悔了。”
彭真说：“明年搞个办法。”
毛泽东不满地说：“等明年干什么？你们回去就开个会，凡是要人家的，就叫他去当副厂长。”
这时，周恩来插话：“现在搞农机化，还是借东风的。八机部搞托拉斯，收上来了不少厂子。”
毛泽东马上说：“那时叫八机部的人去当厂长嘛！你收上来，那就再放下去嘛，反正不能老是由你捏在手里统又统不过来，管又管得要死。”
毛泽东马上说：“有的对农民实在是挖得苦，江西一担粮收税给送去三、四成，我看应该打扁担，一文一武开个会，对苛捐杂税准许打。”讲到这里，他作了一个打屁股的手势，说：“中央计划要和地方结合起来，中央不管死，省也不能统死。”
刘少奇说：“把计划拨出一点，归地方。现在看来统得太死确实不行。”
“你用战争能吓唬他，原子弹一响，个人主义就不搞了，打起仗来，《人民日报》还发的出嘛？要注意分权。不要竭泽而渔，现在是上面无人管，下边无权管。”毛泽东刚讲到这里，陶铸也插话：“中央也无权呀！”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准许闹独立派，向官僚主义要独立性，要像戚本禹那样。学生也要闹，要鸣放学术问题。有一个化学教授的讲稿给学生读了几个月还不懂，大学生问他，他也不知道。学生就是要挖他的墙角，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史吃饭的。俞平伯一点学问也没有。”
林彪说：“还是要学习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不要不服气。”
“我就是说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那些，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限制，不要光解释，只记录，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毛泽东说到这里时，林彪马上补充道：“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要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泽东思想的种子。”
毛泽东点点头：“那这样说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解释，新观点，要有新的创造。就是要教授给学生打倒。子教三娘，也是一种革命，在今天有它的重要意义。我记得是列宁讲过：当不了群众的学生就永远当不了群众的先生。”
林彪说：“我们这些当老爷的人只想专政，他们从来不想让学生得到解放。”
毛泽东说：“吉林的一个文教书记，有篇文章对形象思维批判，写得好。《光明日报》批判《官场现形记》，这就是大是大非搞清楚了，《官场现形记》是改良主义。我们现在的官场究竟怎么样？会不会在一个什么时候也现形？很难说。最后，我再说一遍，把农机化的文件发到各省去议，在这里就不讲了。”
彭真当然知道，毛泽东所讲的这位吉林省的书记，就是郑季翘。他写了一篇题为《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文章，基本上否定了文艺上所推行的形象思维的规律，认为：“所谓形象思维论，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体系，正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的基础。近年以来，文艺领域中不断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反映了这个战线上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而形象思维，却正给一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人提供了认识论的‘根据’，起了很坏的作用。这个特殊的理论，无益于作家的创作，相反，正是它，迷误了许多作家。”对这样的观点，彭真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建议人民日报先不要发表。现在，毛泽东显然是不满了。这时，他突然又想起关锋和林杰写的另一篇批判《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的文章，弄得不好，也会反映到毛泽东这里的。想到这里，那篇文章里的观点，响彻在自己的耳边：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由于现代修正主义的破坏，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国遭受了暂时的经济困难。这时，地主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地主富农企图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大闹扩家谱，有些地方投机倒把活动很猖狂，刮起了一阵‘单干风’，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企图翻案，刮起了一股‘翻案风’。
“正是在这种阶级斗争的冲动下，吴晗同志抱定‘非干到底不可’的决心，写了《海瑞罢官》。《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同我们党的八中全会精神是根本对立的。被‘罢官’的‘海瑞’是谁，借用一位评论者的话来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海瑞”不是僵尸复活，而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化身。’吴晗同志通过‘海瑞’的口，唱出‘纵然丢官不见凉，清名千古永流芳’，通过剧本，唱出了地主资产阶级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去思牵心千万条’的无限情意；大叫‘再居官重整纪纲’，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同我们党作斗争，为他们的翻案活动制造舆论……”
想到这里，彭真的头上不住地冒着冷汗。他知道，这样的定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含义，这样的理解将会对吴晗和北京市委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但是，时间的发展，恰恰把他的担心变成了现实。就在他回到北京不久，《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和林杰的这篇文章，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全文播送了该文：
“吴晗同志还在历史科学领域和道德观念领域，展开了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在历史科学领域，举起了四面黑旗，就是：保护帝王将相，不准批判；保护为帝王将相写家谱的封建皇朝史学体系，不准打破：反对大写农民战争、歌颂农民战争，极力贬低劳动人民的作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宣扬史料就是一切，说什么‘只要把真正的史料摆清楚了，观点自然就出来了’。他还祭起了三个‘法宝’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工作，攻击史学革命：一个‘法宝’，叫做‘反对左派’，只要你批判帝王将相，批判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去打破封建皇朝史学体系，就是‘左倾’，就应该打倒；一个‘法宝’叫做“非历史主义’，你批判帝王将相是非历史主义，肯定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也是非历史主义，统统要不得；一个‘法宝’叫做‘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放空炮，你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历史，就是教条主义，就是放空炮，非反掉不可。在道德观念领域里，吴晗同志大肆宣扬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说无产阶级不接受地主阶级道德，就是‘凭空创造’；就不可能有道德；把地主资产阶级说成是无产阶级道德的来源，并且是唯一来源。他硬要无产阶级把‘家谱’续到地主阶级那里去。实质上，这既是对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党在历史研究领域和道德观念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又是为当时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制造舆论，提供理论武器。
“这难道都是偶然的吗？不是，这是两个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一种表现，一个组成部分；上述吴晗同志的一切，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的代表而出现
毛泽东拍着桌子继续说：“还是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搞四清，一种是半工半读。你们再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戚本禹批判罗尔钢的东西，批得很好。戚本禹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尔纲是教授。但是事实证明真正的真理是在戚本禹这边。他的文章你压住，就是欠下了债。实际上好的坏的都不要压，越压越要革命。赫鲁晓夫我们为什么要给他出全集呢？就是为了让人们知道什么是修正主义，也就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修正主义。只有我们对赫鲁晓夫有这样的气度，他就不敢公开发表我们的东西。我们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他们连一篇也不敢公开。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宣部和报纸，就不发表姚文元、戚本禹、关锋这些人的文章呢？无非说明你心中有鬼，不敢展开辩论罢了。”
刘少奇说：“我们搞物质建设，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
彭真也说：“实际上是他们专政，领导权在他们手里，你反对他，他就扣你工分。”毛泽东对他们的插话毫不理会，继续说：“通过这次学术讨论和教育革命，要把学生、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其余的一部分人能改就好，不改就拉倒。反正地球照样转，人民照样革命。这次社会主义革命不要勉强，就是要让无产阶级讲话。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只能是东风压倒西风，再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统治我们阵地的现象了。”
彭真说：“看来搞社会主义不能合作，一定要坚持原则。”
林彪顶他说：“这是阶级斗争，我们要说话，他们也是要讲话的。你不让他们表现也不行，两种阶级的搏斗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说：“还是尹达讲得对。尹达讲：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
朱德闭着眼睛听完这几句话，突然冒出来一句：“打倒那些权威。”
陈伯达说：“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知识分子权威，培养接班人。”
毛泽东马上说：“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谁溶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但是我们不能等着让资产阶级把我们溶化了，我们要和他们争夺阵地。这块阵地拱手交给资产阶级他们也不会说你好，照样骂你，搞你的鬼。中宣部扣压了多少像尹达、戚本禹这样的文章，你们回去好好地检查检查，立即回头。”
陈伯达说：“接班人自然形成。斯大林搞了个马林科夫，不行，没等你死，他就夭折了。这也是没有经过大风大浪的原因。苏联不像我们，我们从建国以来一直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场革命接着一场革命，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我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毛泽东说：“我们就是不叫坏人接班，我们要选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说到这里，他转变了话题，“现在再讲一讲工业体制的问题。这也是为了下一步应付突然事件。真正打起仗来怎么办？还是要靠地方解决问题。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还是要靠地方来向中央进攻。所以，我总是主张给地方一定的自主权。有些问题，你们想不通，但是你们想一想，一旦出了问题，你们能管得了那么多的问题吗？如果从长远的规划来部署，许多事情就好办了。”
与会者，谁也没有真正掌握了毛泽东的真正含义和用心，都以为毛泽东已经转变了思路，似乎要解决的问题和在座的这些人都没有多大的关系，刚才紧张的心情这时都逐渐地松弛下来。众人的眼光对准毛泽东，有的人悄悄地看了刘少奇一眼，他沉稳地坐在那里，慢悠悠地抽着烟卷，似乎毛泽东所讲的这些话和他没有任何的瓜葛。
彭真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都要像野战军和地方的关系那样来工作，就好办了。”
“将来出了问题，地方要支持中央。”毛泽东说：“在南京，我和江渭清谈了，打起仗来，中央一不出兵，二不出将，三有点粮也不多，送不去，四又没有衣服，五有点枪炮也不多。各大区、各个省都自己搞去，要人自卫战各省自己搞。海军、空军地方搞不了，中央统一搞。打起仗来，还是靠地方，你们靠中央，靠不住的，地方搞游击队，还是靠多种武器。华东工业有两种管法。江苏的办法好，是省不管工业。南京、苏州就搞起来了，苏州的办法十万工人，八亿产值。济南是另一种，大的归省，小的归市，扯不清。”刘少奇说：“如何试行普遍劳动制，普遍参加劳动，参加义务劳动，现在脱产人大多，职工八十万，家属也是八十万。”
毛泽东说：“现在做不同宣传，打破老一套，逐步实行。我们这个国家是二十八个国家组织成的。有大国也有小国，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国’，人不多。但是我们要统得过来，要想统，首先就要给他们一定的积极性，不要动不动就给人家扣分散主义的帽子。这个帽子压住了许多地方的积极性。”周恩来说：“有些地方怕搞机械化。我看应该让他们也来一个鸣放，说出他们自己的话。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充分地听取他们的意见了。”
毛泽东说：“光由中央局、省、地、市等鸣放不行，你们回去后在群众中鸣放，四、五、六、七四个月，省、地、市等都要放。大鸣大放要联系到我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口号，不然他们不敢放。这样，我想是会鸣放出许多的好主意的。”
周恩来说：“鸣放，有人怕说他们是分散主义。”
“这就要告诉他们，不抓辫子和不扣帽子嘛！”毛泽东说：“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这样，一旦有事情就应付不了了。我坚决地主张给地方以充分地自主权。给他们积极性。”
彭真说：“上海用机械支援农业，由非法变合法。”
毛泽东说：“是非法要承认合法，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英国女王、日本天皇都是虚君共和。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政策方针，就是大的政策方针也是从地方鸣放出来，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好，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
彭真说：“办托拉斯，把党的工作也收归托拉斯，这实际就是工业党。”
毛泽东说：“四清都归你们，中央只管二十三条，什么省市政治部，你们有什么经验？过去三月，急结，半年总结，还不都是根据下面的报告。搞兵工厂都是靠地方搞出来的，中央给个精神。现在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调，这样不行。”
周恩来说：“国防工业也要归地方，总的是下放，不是上调，中央只管尖端。”
毛泽东说：“飞机场也没有搬家，打起仗来枪也送不出去，一个省要有个小钢铁厂，一个省有几千万人，有十万吨钢还不行，一个省要搞那么几十个。”
这时，余秋里插话：“要三老带三新，老厂带新厂，老基地带新基地……”
林彪说：“老带新，这是中国道路。我们还是要实行过去的一套好的东西。”
“这好像抗战时期那个游击队一样。”毛泽东说，“二线一线书记搞建设，地方和民工就可以包下来。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个人主义。你们许多人的特点就是想抓权，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己而抓权。我就偏偏要把你们的权力分下去。这也是对付将来有人搞修正主义的一个办法。”
彭真说：“小钢铁厂有一些，给中央统光了。”
毛泽东瞪了他一眼：“你分人家的干什么？统统归他们。现在再搞一套，就大不利于战备了。将来打起仗来，依靠的还是地方的同志和部署，我们的三线建设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服务的。没有这样的准备，吃亏的时候就后悔了。”
彭真说：“明年搞个办法。”
毛泽东不满地说：“等明年干什么？你们回去就开个会，凡是要人家的，就叫他去当副厂长。”
这时，周恩来插话：“现在搞农机化，还是借东风的。八机部搞托拉斯，收上来了不少厂子。”
毛泽东马上说：“那时叫八机部的人去当厂长嘛！你收上来，那就再放下去嘛，反正不能老是由你捏在手里统又统不过来，管又管得要死。”
毛泽东马上说：“有的对农民实在是挖得苦，江西一担粮收税给送去三、四成，我看应该打扁担，一文一武开个会，对苛捐杂税准许打。”讲到这里，他作了一个打屁股的手势，说：“中央计划要和地方结合起来，中央不管死，省也不能统死。”
刘少奇说：“把计划拨出一点，归地方。现在看来统得太死确实不行。”
“你用战争能吓唬他，原子弹一响，个人主义就不搞了，打起仗来，《人民日报》还发的出嘛？要注意分权。不要竭泽而渔，现在是上面无人管，下边无权管。”毛泽东刚讲到这里，陶铸也插话：“中央也无权呀！”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准许闹独立派，向官僚主义要独立性，要像戚本禹那样。学生也要闹，要鸣放学术问题。有一个化学教授的讲稿给学生读了几个月还不懂，大学生问他，他也不知道。学生就是要挖他的墙角，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史吃饭的。俞平伯一点学问也没有。”
林彪说：“还是要学习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不要不服气。”
“我就是说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那些，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限制，不要光解释，只记录，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毛泽东说到这里时，林彪马上补充道：“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要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泽东思想的种子。”
毛泽东点点头：“那这样说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解释，新观点，要有新的创造。就是要教授给学生打倒。子教三娘，也是一种革命，在今天有它的重要意义。我记得是列宁讲过：当不了群众的学生就永远当不了群众的先生。”
林彪说：“我们这些当老爷的人只想专政，他们从来不想让学生得到解放。”
毛泽东说：“吉林的一个文教书记，有篇文章对形象思维批判，写得好。《光明日报》批判《官场现形记》，这就是大是大非搞清楚了，《官场现形记》是改良主义。我们现在的官场究竟怎么样？会不会在一个什么时候也现形？很难说。最后，我再说一遍，把农机化的文件发到各省去议，在这里就不讲了。”
彭真当然知道，毛泽东所讲的这位吉林省的书记，就是郑季翘。他写了一篇题为《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文章，基本上否定了文艺上所推行的形象思维的规律，认为：“所谓形象思维论，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体系，正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的基础。近年以来，文艺领域中不断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反映了这个战线上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而形象思维，却正给一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人提供了认识论的‘根据’，起了很坏的作用。这个特殊的理论，无益于作家的创作，相反，正是它，迷误了许多作家。”对这样的观点，彭真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建议人民日报先不要发表。现在，毛泽东显然是不满了。这时，他突然又想起关锋和林杰写的另一篇批判《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的文章，弄得不好，也会反映到毛泽东这里的。想到这里，那篇文章里的观点，响彻在自己的耳边：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由于现代修正主义的破坏，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国遭受了暂时的经济困难。这时，地主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地主富农企图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大闹扩家谱，有些地方投机倒把活动很猖狂，刮起了一阵‘单干风’，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企图翻案，刮起了一股‘翻案风’。
“正是在这种阶级斗争的冲动下，吴晗同志抱定‘非干到底不可’的决心，写了《海瑞罢官》。《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同我们党的八中全会精神是根本对立的。被‘罢官’的‘海瑞’是谁，借用一位评论者的话来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海瑞”不是僵尸复活，而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化身。’吴晗同志通过‘海瑞’的口，唱出‘纵然丢官不见凉，清名千古永流芳’，通过剧本，唱出了地主资产阶级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去思牵心千万条’的无限情意；大叫‘再居官重整纪纲’，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同我们党作斗争，为他们的翻案活动制造舆论……”
想到这里，彭真的头上不住地冒着冷汗。他知道，这样的定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含义，这样的理解将会对吴晗和北京市委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但是，时间的发展，恰恰把他的担心变成了现实。就在他回到北京不久，《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和林杰的这篇文章，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全文播送了该文：
“吴晗同志还在历史科学领域和道德观念领域，展开了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在历史科学领域，举起了四面黑旗，就是：保护帝王将相，不准批判；保护为帝王将相写家谱的封建皇朝史学体系，不准打破：反对大写农民战争、歌颂农民战争，极力贬低劳动人民的作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宣扬史料就是一切，说什么‘只要把真正的史料摆清楚了，观点自然就出来了’。他还祭起了三个‘法宝’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工作，攻击史学革命：一个‘法宝’，叫做‘反对左派’，只要你批判帝王将相，批判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去打破封建皇朝史学体系，就是‘左倾’，就应该打倒；一个‘法宝’叫做“非历史主义’，你批判帝王将相是非历史主义，肯定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也是非历史主义，统统要不得；一个‘法宝’叫做‘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放空炮，你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历史，就是教条主义，就是放空炮，非反掉不可。在道德观念领域里，吴晗同志大肆宣扬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说无产阶级不接受地主阶级道德，就是‘凭空创造’；就不可能有道德；把地主资产阶级说成是无产阶级道德的来源，并且是唯一来源。他硬要无产阶级把‘家谱’续到地主阶级那里去。实质上，这既是对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党在历史研究领域和道德观念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又是为当时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制造舆论，提供理论武器。
“这难道都是偶然的吗？不是，这是两个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一种表现，一个组成部分；上述吴晗同志的一切，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的代表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