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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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点点头：“晓得了，他是反你的，也反高岗和饶漱石，他揭发过你和高岗联系的材料嘛。这个我还有印象。这个人在延安的时候，就是敢说话的，有人说他是‘铁面包公’嘛。他和你怎么闹起来了？”
陶铸说：“我自从一九五一年底调往广东后，在土改问题上没有依靠古大存同志，他就对我有了意见。他说我搞土改很‘左’，打击面大了，伤了很多人。党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错误，做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后，古大存向中央揭发我回来传达中央的精神是‘借自我批评为名，实行揭露打击刘少奇同志之实’，我向他作了解释后，他还是到处讲这个观点。还在一些干部中散布说陶铸和高岗搞在一起反对刘少奇同志，说我对‘高岗与少奇同志各打五十大板’，在当时这是要置我于死地麻！”
毛泽东显然重视这个问题了，他从沙发里直起了身子，听得认真了。他想起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召开的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三十五人，候补委员二十六人，中央各机关负责人五十二人列席会议……陶铸说：“会议开幕的前夕的那天晚上二点，周恩来给我打来电话要我马上赶去见他，让我佩带手枪防止高岗暗杀我，我从警卫员手里要了手枪，一个人去了中南海西花园。这本来没有什么，但是古大存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彭真和薄一波。彭真当时就表扬古大存的警惕性很高，等等。现在看来，他对我的打击和告密活动是阴险可怕的。如果没有党中央的明察秋毫，我可能连脑袋也保不住了。”
毛泽东不露神色地间道：“这个古大存在东北时是否反对高岗和林彪同志的？你和林彪的关系怎样呢？”
陶铸说：“这是肯定的，我是高岗和林彪同志的老部下，古大存把对他们的不满有时也强加到我的头上了。”接着他再次向毛泽东介绍了他的简历：
“我比林彪同志小一岁，湖南祁阳人。一九二六年进人黄埔军官学校，在那里秘密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先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团省委书记，中共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务，组织和指挥了那次全国著名的厦门劫狱斗争。一九三三年五月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人狱，在南京中央监狱里领导了绝食斗争。一九三七年经党营救出狱后，担任了湖北省经常委兼宣传部长，后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政委。一九四Ｏ年到延安，随后我担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兼宣传部长，出席了党的七大。解放战争时期，我先后担任辽宁、辽吉、辽北省委书记，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建国后的情况主席都已经知道了。我觉得古大存同志的活动似乎有人在暗中支持……”
毛泽东“噢”了一声，更加注意了。
是的，毛泽东一直用一种特别的眼光对陶铸主持的中南局的工作和广东省的工作予以观察着。这里的位置在全国的最高层里始终占有特殊的地位。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纷纷到这里度假，对这里增加着一种无形的影响。所以，中南和广东的一举一动同样牵扯着中国政治动向的神经……
一九六五年八月下旬，中共广东省委召开有七百多人出席的全省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经验交流会，陶铸和赵紫阳在会上讲了话。陶铸强调：“今天，能否搞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是衡量一个党的领导是否突出政治，是否真正革命的试金石。我们一定要紧紧地抓住这个中心，带动全党的一切工作。”
同时，他在传达毛泽东同年七月三日的指示时，发表了意味深长的一篇讲话：
“毛主席在《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的调查报告》上作了批示：‘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毛主席还指出：‘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同志们，毛主席的这个批示是多么重要呀！这实际上是对教育革命的最伟大的指示。”讲到这里后，陶铸特意叫人记录，说了一些他认为是画龙点睛的话，“除了毛主席，什么人搞教育革命也是路子不对。前几个月，有人亲自出马，在有关部门召集的五、六个全国性的会议上大讲什么‘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说了半天也说不到点子上，哪里有毛主席说的这么明确：‘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就把问题解决了。有人在今年七月二十日的讲话里说什么：‘教育年限，我主张不好规定死为几年，要规定总学时，学完就行，年限可长可短，三年可以，五年也行。该几年就几年。总之，教育质量不要降低，降低人家要说话了。’这是什么指示，狗屁不通！对这样的指示，你们都可以给他顶回去！”
熟悉情况的人，一下子就可以听出来，陶铸所指的，就是堂堂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一九六五年三月，在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上，刘少奇在同教育部何伟、刘季平谈话的时候说：“防修只有四清和改革教育制度两个办法，光搞四清，不搞两种教育制度，还是不行的。搞了这两件事情后，是否资本主义还有复辟的可能，还不一定。大学文科坚持半工半读，实在不通就算了，也不要强迫。以前的学生不通，就让他们念全日制毕业。大学的教员就算了，不通也可以保留下来。教师采取自愿兵的办法，自愿教半工半读就干，不愿干的就拉倒，让他们去教全日制去。小学自愿，中学也自愿，将来大学也自愿，不愿意的就拉倒。”
陶铸在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就公开说：“刘少奇的这些指示算什么？完全是胡说八道！这样的水平实在是成问题，弄得底下的干部都要糊涂了。”
毛泽东看了陶铸的讲话后，多次对身边的人员说：“中南局的陶铸的头脑是清醒的，不像某些领导千部那样，始终是稀里糊涂。这还能行？”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召开全委会，会议通过了《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一个月后，陶铸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在大区党委中做出了《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的文件，陶铸亲笔写下了这样的词句：
“毛主席的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是战胜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实行世界革命、最后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旗帜。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毛主席的话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干一辈子革命，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终身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是所有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天职。”
这个文件，和同一天由中共上海市委发出的《关于领导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报告》相比，提法要独特得多。上海的文件是这样写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高潮，上海和全国一样已在干部和群众中兴起了。这是一场思想改造的大革命，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大革命，一场空前广泛深人的群众学习哲学理论的大运动。”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会议讨论纪要》里是这样写的：
“毛泽东思想，是进行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根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这年三月十六日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领导的决议中又指出：“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这决不同于经常的读书，而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和两条道路斗争，和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看了各大区党委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后，对陈伯达、江青、田家英等人说：“这个陶铸还是有政治眼光的，他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是比较得力的。我听说邓小平在一九六五年八月说过这样一句话：‘学习毛某人的著作成了苛捐杂税，给各单位形成了社会压力，完全是形式主义的东西。’你们说是不是呀？”
没有人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田家英岔开话题说：“陶铸有人反映他不老实，比较猾头，在土改和镇反等许多方面‘左’得很。现在他也学会了见风使舵、留有后路这一手了！”
毛泽东瞪了他一眼：“什么叫‘左’？赫鲁晓夫从来就是骂我们是‘左’的！彭真那个北京市委就下达了文件，说北京市学我的东西是苛捐杂税和形式主义。我是从来不相信我的书有多大的威力的。别说其他人，就连我身边的人也不一定相信我的话能够起什么作用。我是相信一句古话的：仆人眼里无英雄呀！”
江青这时插了一句：“你别光看有些人嘴上怎么说，而要看他的行动，看他究竟怎样做。言行不一的人可是大有人在，两面派在没有人看穿之前是和君子一样的。”
毛泽东突然想起了这些，于是对陶铸说：“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逐步地兴起，你要有个思想准备，把那些类似吴晗似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选几个代表和典型，进行思想上、理论上的批判，以教育广大人民。这场革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我们工作的各个方面，你要能够经受得起这种考验。党也许会分裂，战争也可能要爆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也可能要联合行动，怎么办？打就打，无非在废墟上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总之，我们要革命！”
对于毛泽东的这些话，陶铸想了许多，许多……
第三十二章 紧急出动
＇在毛泽东看来，北京的独立王国已经有里勾外联的苗头，再不采取措施，危急必然要逼近。于是，他紧急创造条件，先发制人，在最高层实行层层剥笋的战术……＇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苏共中央来了一封信，邀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团作为客人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大会。毛泽东联想到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推翻赫鲁晓夫之后对中国一系列挑衅，考虑到中共中央内部的时局等诸多因素，已经打算不参加苏共的代表大会。但他依然不明说，而让在北京的政治局讨论。
会议由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主持，参加人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刘宁一、吴冷西和王力。在讨论中，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主张参加。刘少奇说：“苏共的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我们都参加了嘛，这样可以更准确地摸一摸苏共新领导集团的观点，有助于两党关系的改善。我们也要争取他们改弦更张呀！”彭真建议：“我们党可以派出一个不大不小的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以便了解苏共内部情况。少奇、恩来同志都不必去，小平同志也可以不去。”邓小平马上说：“那就是你最适合了。你可以准备去，等报告主席后就可以通知苏共中央。”
会后，刘少奇准备出国，邓小平计划去西北三线视察。刘少奇指示彭真发电报给毛泽东，说：“你告诉他经常委们一致同意我党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并说明我们派的人选。如果主席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你就可以准备有关的文件了。”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怒不可遏地把电文撕得粉碎：“果然不出所料，北京就是要准备和苏共新领导勾结了。他们实在是有点迫不及待了。”江青在一旁煽风：“哼，派一个不大不小的代表团，实际上是彭真要去，他急不可待地要压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是为了捂盖子，又急不可待地同苏共新领导挂钩、合作，究竟想干什么？这一点，你看出来了吧？我看这里面充满着奥妙文章。”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我不同意去，看他们怎么办。一个小小的彭真，动他只需要一个小拇指。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有多大的力量。”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收到了来自中联部的一封揭发信，信中说：“彭真曾经指示一个人替他起草在苏共第二十三大会议上的发言，那位同志说没有中央的决定不好写，于是他就亲自动笔起草。毛主席决定不参加苏共的这次会议后，彭真又指示辛毅在家里秘密地会见了苏联大使，向苏联大使说：‘最近我国要发表《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发表了就不好谈了，乘没有发表之前谈一谈。苏共的二十三大会议，我们不去了。我们在城乡搞的运动都叫四清。我们还是希望苏共能够以大局为重，和中国联合起来。’等等。”
毛泽东看了这封信，有点迟疑地问江青：“彭真果然有这么大的胆子吗？这封信会不会是诬蔑或陷害，应当慎重一点。不过，即使没有这码事，他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江青说：“问题不在于一件事，大量的事实说明，彭真这个人是要搞名堂的。在中国要搞修正主义，如果不和苏联勾结是不会成功的。这一点，林彪同志也都看到了。我们要防止的就是这一条。”
与此同时，以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官本显治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于一九六六年二月至四月来中国访问，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都先后同日共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在签署两党会谈公报时，毛泽东主张在公报中要明确地提出反对苏共修正主义的主张，他亲自在中方提出的公报草案中加上最关键的一段话：
“正如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Ｏ年声明强调指出的，反对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同时一定要坚决反对并且克服我们两党自己内部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而最主要的是要坚决反对我们两党内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思潮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如若不注意，并采取措施加以克服，那是十分危险的。以苏联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在反对我们的时候，不说我们是修正主义者，而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这种说法，是指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国际革命党派和革命人民的团结，而不是别的。”
康生对刘少奇说：“主席加的这段话，实际上是中日两党会谈的根本，写上去意义十分重大。我们一定要坚持写上。”
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和宫本显治会谈中，两党之间出现了分歧。宫本显治只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写上“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等词汇，不同意点苏共领导的名。而且主张要和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一起来提。他说：“我们的联合声明只能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搞，你们要照顾我们党的困难，我们还要和苏联打交道呢。”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召开会议，认为我们是执政党，应该考虑和照顾日共的处境和困难，同
毛泽东点点头：“晓得了，他是反你的，也反高岗和饶漱石，他揭发过你和高岗联系的材料嘛。这个我还有印象。这个人在延安的时候，就是敢说话的，有人说他是‘铁面包公’嘛。他和你怎么闹起来了？”
陶铸说：“我自从一九五一年底调往广东后，在土改问题上没有依靠古大存同志，他就对我有了意见。他说我搞土改很‘左’，打击面大了，伤了很多人。党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错误，做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后，古大存向中央揭发我回来传达中央的精神是‘借自我批评为名，实行揭露打击刘少奇同志之实’，我向他作了解释后，他还是到处讲这个观点。还在一些干部中散布说陶铸和高岗搞在一起反对刘少奇同志，说我对‘高岗与少奇同志各打五十大板’，在当时这是要置我于死地麻！”
毛泽东显然重视这个问题了，他从沙发里直起了身子，听得认真了。他想起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召开的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三十五人，候补委员二十六人，中央各机关负责人五十二人列席会议……陶铸说：“会议开幕的前夕的那天晚上二点，周恩来给我打来电话要我马上赶去见他，让我佩带手枪防止高岗暗杀我，我从警卫员手里要了手枪，一个人去了中南海西花园。这本来没有什么，但是古大存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彭真和薄一波。彭真当时就表扬古大存的警惕性很高，等等。现在看来，他对我的打击和告密活动是阴险可怕的。如果没有党中央的明察秋毫，我可能连脑袋也保不住了。”
毛泽东不露神色地间道：“这个古大存在东北时是否反对高岗和林彪同志的？你和林彪的关系怎样呢？”
陶铸说：“这是肯定的，我是高岗和林彪同志的老部下，古大存把对他们的不满有时也强加到我的头上了。”接着他再次向毛泽东介绍了他的简历：
“我比林彪同志小一岁，湖南祁阳人。一九二六年进人黄埔军官学校，在那里秘密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先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团省委书记，中共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务，组织和指挥了那次全国著名的厦门劫狱斗争。一九三三年五月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人狱，在南京中央监狱里领导了绝食斗争。一九三七年经党营救出狱后，担任了湖北省经常委兼宣传部长，后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政委。一九四Ｏ年到延安，随后我担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兼宣传部长，出席了党的七大。解放战争时期，我先后担任辽宁、辽吉、辽北省委书记，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建国后的情况主席都已经知道了。我觉得古大存同志的活动似乎有人在暗中支持……”
毛泽东“噢”了一声，更加注意了。
是的，毛泽东一直用一种特别的眼光对陶铸主持的中南局的工作和广东省的工作予以观察着。这里的位置在全国的最高层里始终占有特殊的地位。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纷纷到这里度假，对这里增加着一种无形的影响。所以，中南和广东的一举一动同样牵扯着中国政治动向的神经……
一九六五年八月下旬，中共广东省委召开有七百多人出席的全省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经验交流会，陶铸和赵紫阳在会上讲了话。陶铸强调：“今天，能否搞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是衡量一个党的领导是否突出政治，是否真正革命的试金石。我们一定要紧紧地抓住这个中心，带动全党的一切工作。”
同时，他在传达毛泽东同年七月三日的指示时，发表了意味深长的一篇讲话：
“毛主席在《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的调查报告》上作了批示：‘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毛主席还指出：‘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同志们，毛主席的这个批示是多么重要呀！这实际上是对教育革命的最伟大的指示。”讲到这里后，陶铸特意叫人记录，说了一些他认为是画龙点睛的话，“除了毛主席，什么人搞教育革命也是路子不对。前几个月，有人亲自出马，在有关部门召集的五、六个全国性的会议上大讲什么‘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说了半天也说不到点子上，哪里有毛主席说的这么明确：‘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就把问题解决了。有人在今年七月二十日的讲话里说什么：‘教育年限，我主张不好规定死为几年，要规定总学时，学完就行，年限可长可短，三年可以，五年也行。该几年就几年。总之，教育质量不要降低，降低人家要说话了。’这是什么指示，狗屁不通！对这样的指示，你们都可以给他顶回去！”
熟悉情况的人，一下子就可以听出来，陶铸所指的，就是堂堂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一九六五年三月，在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上，刘少奇在同教育部何伟、刘季平谈话的时候说：“防修只有四清和改革教育制度两个办法，光搞四清，不搞两种教育制度，还是不行的。搞了这两件事情后，是否资本主义还有复辟的可能，还不一定。大学文科坚持半工半读，实在不通就算了，也不要强迫。以前的学生不通，就让他们念全日制毕业。大学的教员就算了，不通也可以保留下来。教师采取自愿兵的办法，自愿教半工半读就干，不愿干的就拉倒，让他们去教全日制去。小学自愿，中学也自愿，将来大学也自愿，不愿意的就拉倒。”
陶铸在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就公开说：“刘少奇的这些指示算什么？完全是胡说八道！这样的水平实在是成问题，弄得底下的干部都要糊涂了。”
毛泽东看了陶铸的讲话后，多次对身边的人员说：“中南局的陶铸的头脑是清醒的，不像某些领导千部那样，始终是稀里糊涂。这还能行？”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召开全委会，会议通过了《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一个月后，陶铸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在大区党委中做出了《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的文件，陶铸亲笔写下了这样的词句：
“毛主席的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是战胜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实行世界革命、最后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旗帜。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毛主席的话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干一辈子革命，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终身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是所有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天职。”
这个文件，和同一天由中共上海市委发出的《关于领导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报告》相比，提法要独特得多。上海的文件是这样写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高潮，上海和全国一样已在干部和群众中兴起了。这是一场思想改造的大革命，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大革命，一场空前广泛深人的群众学习哲学理论的大运动。”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会议讨论纪要》里是这样写的：
“毛泽东思想，是进行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根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这年三月十六日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领导的决议中又指出：“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这决不同于经常的读书，而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和两条道路斗争，和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看了各大区党委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后，对陈伯达、江青、田家英等人说：“这个陶铸还是有政治眼光的，他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是比较得力的。我听说邓小平在一九六五年八月说过这样一句话：‘学习毛某人的著作成了苛捐杂税，给各单位形成了社会压力，完全是形式主义的东西。’你们说是不是呀？”
没有人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田家英岔开话题说：“陶铸有人反映他不老实，比较猾头，在土改和镇反等许多方面‘左’得很。现在他也学会了见风使舵、留有后路这一手了！”
毛泽东瞪了他一眼：“什么叫‘左’？赫鲁晓夫从来就是骂我们是‘左’的！彭真那个北京市委就下达了文件，说北京市学我的东西是苛捐杂税和形式主义。我是从来不相信我的书有多大的威力的。别说其他人，就连我身边的人也不一定相信我的话能够起什么作用。我是相信一句古话的：仆人眼里无英雄呀！”
江青这时插了一句：“你别光看有些人嘴上怎么说，而要看他的行动，看他究竟怎样做。言行不一的人可是大有人在，两面派在没有人看穿之前是和君子一样的。”
毛泽东突然想起了这些，于是对陶铸说：“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逐步地兴起，你要有个思想准备，把那些类似吴晗似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选几个代表和典型，进行思想上、理论上的批判，以教育广大人民。这场革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我们工作的各个方面，你要能够经受得起这种考验。党也许会分裂，战争也可能要爆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也可能要联合行动，怎么办？打就打，无非在废墟上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总之，我们要革命！”
对于毛泽东的这些话，陶铸想了许多，许多……
第三十二章 紧急出动
＇在毛泽东看来，北京的独立王国已经有里勾外联的苗头，再不采取措施，危急必然要逼近。于是，他紧急创造条件，先发制人，在最高层实行层层剥笋的战术……＇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苏共中央来了一封信，邀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团作为客人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大会。毛泽东联想到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推翻赫鲁晓夫之后对中国一系列挑衅，考虑到中共中央内部的时局等诸多因素，已经打算不参加苏共的代表大会。但他依然不明说，而让在北京的政治局讨论。
会议由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主持，参加人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刘宁一、吴冷西和王力。在讨论中，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主张参加。刘少奇说：“苏共的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我们都参加了嘛，这样可以更准确地摸一摸苏共新领导集团的观点，有助于两党关系的改善。我们也要争取他们改弦更张呀！”彭真建议：“我们党可以派出一个不大不小的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以便了解苏共内部情况。少奇、恩来同志都不必去，小平同志也可以不去。”邓小平马上说：“那就是你最适合了。你可以准备去，等报告主席后就可以通知苏共中央。”
会后，刘少奇准备出国，邓小平计划去西北三线视察。刘少奇指示彭真发电报给毛泽东，说：“你告诉他经常委们一致同意我党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并说明我们派的人选。如果主席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你就可以准备有关的文件了。”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怒不可遏地把电文撕得粉碎：“果然不出所料，北京就是要准备和苏共新领导勾结了。他们实在是有点迫不及待了。”江青在一旁煽风：“哼，派一个不大不小的代表团，实际上是彭真要去，他急不可待地要压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是为了捂盖子，又急不可待地同苏共新领导挂钩、合作，究竟想干什么？这一点，你看出来了吧？我看这里面充满着奥妙文章。”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我不同意去，看他们怎么办。一个小小的彭真，动他只需要一个小拇指。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有多大的力量。”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收到了来自中联部的一封揭发信，信中说：“彭真曾经指示一个人替他起草在苏共第二十三大会议上的发言，那位同志说没有中央的决定不好写，于是他就亲自动笔起草。毛主席决定不参加苏共的这次会议后，彭真又指示辛毅在家里秘密地会见了苏联大使，向苏联大使说：‘最近我国要发表《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发表了就不好谈了，乘没有发表之前谈一谈。苏共的二十三大会议，我们不去了。我们在城乡搞的运动都叫四清。我们还是希望苏共能够以大局为重，和中国联合起来。’等等。”
毛泽东看了这封信，有点迟疑地问江青：“彭真果然有这么大的胆子吗？这封信会不会是诬蔑或陷害，应当慎重一点。不过，即使没有这码事，他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江青说：“问题不在于一件事，大量的事实说明，彭真这个人是要搞名堂的。在中国要搞修正主义，如果不和苏联勾结是不会成功的。这一点，林彪同志也都看到了。我们要防止的就是这一条。”
与此同时，以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官本显治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于一九六六年二月至四月来中国访问，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都先后同日共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在签署两党会谈公报时，毛泽东主张在公报中要明确地提出反对苏共修正主义的主张，他亲自在中方提出的公报草案中加上最关键的一段话：
“正如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Ｏ年声明强调指出的，反对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同时一定要坚决反对并且克服我们两党自己内部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而最主要的是要坚决反对我们两党内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思潮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如若不注意，并采取措施加以克服，那是十分危险的。以苏联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在反对我们的时候，不说我们是修正主义者，而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这种说法，是指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国际革命党派和革命人民的团结，而不是别的。”
康生对刘少奇说：“主席加的这段话，实际上是中日两党会谈的根本，写上去意义十分重大。我们一定要坚持写上。”
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和宫本显治会谈中，两党之间出现了分歧。宫本显治只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写上“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等词汇，不同意点苏共领导的名。而且主张要和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一起来提。他说：“我们的联合声明只能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搞，你们要照顾我们党的困难，我们还要和苏联打交道呢。”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召开会议，认为我们是执政党，应该考虑和照顾日共的处境和困难，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