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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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想起来了，点点头说：“你的历史党中央已经作过结论，是清白的嘛。根据中央的决定，罗瑞卿、徐子荣、杨奇清、凌云这些人组织力量侦破此案。当时，我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就说得非常明白：‘要放手调查，涉及到谁就查谁，一定要把这只黑手找出来，绝对不能容许有人搞诬蔑嘛！’后来，他们把这个案件破了！”
江青说：“但是，田家英就在背后和人说：‘专案组在办案中，为了查找熟悉江青情况有可能作案的人，他们查阅了大量的三十年代出版的报刊杂志，接触到了江青的许多历史问题。’而那些人在破案以后，到处散布我的那些本来是报刊造谣不实的东西，有些是为了掩护我的地下党身份我们故意做出来的东西。这和罗瑞卿、田家英都有关系。”
毛泽东说：“警惕有人搞这些名堂。让谢富治同志注意调查一下，看看我们中央机关里究竟是谁在搞鬼，他们不了解情况，抓住一些皮毛就以为有了什么把柄，在适当的时候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这方面的历史，以正视听。”
他从桌子上的抽屉里取出几张纸，递给江青，说：“我去年秋天又填了一首《念奴娇》，这次修改了几个字，你看看，也算给田家英、刘少奇、彭真这些人一个警告吧！”
江青恢复了常态，接过毛泽东送来的诗词，饶有兴趣地研究起来：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
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江青看完，品味片刻，连声喝彩道：“润之，写得好呀，写得好呀！这实际上是对修正主义一个最大的讽刺和嘲弄。刘少奇也和赫鲁晓夫这些人一样，都是一些躲在蓬间草堆里的麻雀，他们以小人之心度鲲鹏之志，为了一点点眼前利益就要逃跑，到他所希望的那种天地去，他们根本不懂得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心壮志！”
毛泽东对江青的这些理解非常佩服。是的，江青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对他的思想的理解上看，都是非常敏捷的，也是非常准确的。他在同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等人谈话的时候，这样说过：“我和江青之间，不仅仅是夫妻关系，也是同志和战友之间的关系。多年来，她读了不少的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经比较熟悉了，她是属于胸有大志这类人的。生活上看，她比较自觉，从来不多吃多占国家的财产，也从来不搞特殊。她只是在她的工资和我的稿费、她的稿费范围里花钱，不像某些人千方百计地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这一点你们都看到了。她读书、学习都比较认真，理解力也比较强，她的缺点就是对同志过于苛刻，其实心肠并不坏。你们要善于和她相处，她不会坏你们的事情的。她和我一样，只要有话说到当面，什么事情也是好解决的。是不是这样？你们监督嘛！”
这话，曾经使江青得意了好一阵。
第二十八章 惊心动魄
＇江青的调查，使毛泽东感到惊心动魄了……＇
毛泽东仔细地阅读这些使他很感兴趣的材料：“一九六四年九月，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传达了刘少奇对四清的指示：‘原则问题只有一个，战线要短，兵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于是彭真和北京市委按照刘少奇的指示，大搞人海战术，在通县地区集中了二万多人的工作队，搞什么‘通县大会战’。彭真在动员会上再三说：‘这次四清，就要像当年土改、分田地那样来一场真枪实弹的战斗，要把基层弄他个鸡犬不宁。’于是，出现了许多社员自杀的现象。
“一九六四年八月，刘少奇和他的老婆王光美推广了‘桃园经验’，并且制定了四清工作的《后十条》后，北京市委的一些干部明确地指出：‘这个文件是对抗毛泽东主席亲自制定的《前十条》的。’
“有人质问：‘如果《后十条》和《前十条》发生了矛盾，以哪一个为准？’彭真说：‘当然是以后面的文件为准，《后十条》就是对《前十条》的补充和发展嘛。’市委秘书长项子明和殷汝棠到河北省委取来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报告》录音，广为播放，并在通县以‘桃园’为样板，按照《后十条》的要求进行四清。据初步统计，不少出身地富家庭的子女由于忍受不了歧视而卧轨自杀。有一个平时表现很好的地主儿子，年仅十七岁，几次报名参加民兵而不批准，一怒之下，跳进了水库淹死了，……”
毛泽东看到这里，站起来凝望着院子里的几颗松柏树叹惜，对江青、田家英说：“要允许出身不好的青年革命嘛，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嘛。是哪个皇帝规定出身不好的青年不准参加民兵呢？不但民兵可以参加，而且可以参加解放军，参加共产党，可以担任各级干部，只要本人表现好。如果允许这一条存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就得一半以上的人统统赶出去了。怎么能有这样的规定呢？”
江青说：“这是少奇同志看了一些材料后，匆匆忙忙写进他的那个《后十条》里的。”
“形而上学，完全是形而上学！”毛泽东说完，继续往下看材料：
“一九六四年底，刘仁按照‘桃园经验’在白庙蹲点，彭真把白庙蹲点‘经验’送给刘少奇，刘少奇看后称赞说：‘很好’。就是这个经验里，把活活逼死的两个会计说成是‘畏罪自杀’。有三十多个社员遭到了批判斗争，一个社员因为对工作队的某成员进行了顶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遭到逮捕。
“一九六四年，由全总书记领导的工作队到石钢炼铁厂搞四清，整了该厂的当权派，立即引起了彭真、郑天翔等人的不满。他们对工作队施加压力，说：‘这个厂的干部是市委定的，你们不经市委不能随便撤换。’工作队坚持原则说：‘这个厂的领导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工人反映很大，非撤换不可。’彭真火了，说：‘我们说不行，怎么能不听市委的指示呢！’就求救少奇、小平同志。果然，彭真和郑天翔把状告到了刘少奇那里。一九六五年三月，刘少奇在关于北京市的四清运动的指示中，说：‘《二十三条》里的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得看看具体情况。石钢的工作队不听北京市委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公开要包庇石钢的当权派，他对彭真说：‘你们要求工作队和厂党委共同商量，把生产搞好。’邓小平还说：‘如果工作队一意孤行，就让工作队检查，工作队不检查，工作队长要撤！这个工作队没有搞好，让他们再搞一期。’于是彭真和北京市委打着贯彻刘少奇、邓小平指示的旗号，一再逼工作队说：‘问题通天了，总书记说话了，赶快检讨吧！’而且在四清后捏造事实，把炼铁厂捧为‘大庆式企业’以势压人。”
毛泽东指着这个材料对周恩来说：“这样的四清岂不是走过场，岂不是打击工人的积极性吗？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些人所欺骗。有的人名义是在搞四清，实际上是在斗斗群众和工人就收尾了。”
“一九六四年，陈伯达领导的中央四清工作队在通县高各庄大队搞四清，发动群众斗争了生产队长豆子祥和县委书记刘拓，再次触及了彭真、刘仁、赵凡他们的利益。彭真指示他们写了一个报告给刘少奇，攻击中央四清工作队和陈伯达是‘打错了靶子，整的干部从历史上看都是好的，是跟着党走的’。刘少奇看后，对中央工作队和陈伯达横加指责，说什么‘斗争方法不好，运动搞得不深不透，没有养成好作风’等等。彭真拿着这个指示，为豆子祥翻案，打击中央工作队。彭真指着陈伯达说：‘你们说我破坏四清运动，帽子太小了，北京市的干部就是真有问题也是我这里负责，不能让他们负责。不管你们是哪里派来的工作队，也要和市委商量，也要征求市委的意见，说穿了就是要征求我的意见。不征求意见就是错误，你们就得检查。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能碰过谁！……’”
毛泽东看到这里，微微笑道：“这个彭真，果然是厉害！他要把北京变成彭家的天下，是不是？你陈伯达斗不过他吧？”
陈伯达说：“我可是斗不过人家！戚本禹同志曾经批评了刘仁的一次讲话，说刘仁的态度是‘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对群众采取打击，包庇走资派’，触及了彭真、刘仁、赵凡等人，他们马上写了一个包庇刘仁、攻击戚本禹同志的报告，上报中央。彭真在口头上向刘少奇和邓小平汇报时，极力为刘仁开脱责任，说戚本禹‘骄傲自满，乱打旗号’。刘少奇包庇刘仁过了关。在刘少奇的默认下，彭真、刘仁利用《四清简报》围攻戚本禹同志，说‘戚本禹在四清工作中机械地套用整走资派的框框，专整一些好干部，他听的都是一些落后社员和四不清社员的意见’等等，千方百计打击在大队搞四清的关锋和戚本禹同志。”
毛泽东说：“那你们就应该好好地调查一下，拿出证据来。”
陈伯达说：“一九六四年二月，刘少奇和彭真、刘仁一起，制造了一起关于北京友谊公司特艺前门门市部干部王景瑞同志的案件。王景瑞同志曾经给中央写信，揭发了刘少奇的所谓八大罪状，但信落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同志手里，田家英把信批转北京市委，并批示说：‘对此人造谣应予追究’。北京市委彭真、刘仁立即把王景瑞同志打成‘反革命分子’、‘疯子’，撤了王景瑞同志的职，把王景瑞关进精神病医院。王景瑞同志在医院以绝食抗议对他的政治迫害，竟被按在床上，用鼻饲的方法灌他吃东西，用打催眠的方法使他昏死过去，对他实行种种法西斯暴行……！”毛泽东说：“这件事也要查一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情况属实，田家英也要查办。我们的党为什么不允许群众批评？怎么能把给领导包括中央领导同志提意见的人打成‘反革命’？我对这些事情历来反感．就是反对我的人也不定是反革命嘛！”
江青给毛泽东读一份材料：“一九六四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中组部的同志向安子文汇报说：‘党中央已经批评了乱整社员的做法。’安子文立即发火问：‘中央？谁是中央？北京中央负责人很多，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才能代表中央！其他人谁也代表不了中央！’”毛泽东一听也火了：“这个安子文也是太猖狂了！难道说他心目中的中央就是刘、邓这些人？那好，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承认不承认我这个中央！”
陈伯达继续说：“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安子文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的暗示下，曾经提名彭真同志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杨尚昆担任人大常委副委员长，要把这些人直接提到最高级别的职务上来……”
毛泽东说：“是的，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时，我给他们否定了！在提拔干部的问题上我还是要严格地把关的，如果不是这样，现在的问题就会更加严重。”
陈伯达说：“一九六四年十月，刘少奇叫彭真告诉林枫，在党校把给亚、非、拉美学生教课的任务担负起来，计划利用讲台向亚、非、拉等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干部进行我们国家的教育，实际上是要树他们个人威信……”。
毛泽东点点头：“是我反对的。对来到我们国家避难的革命者，或者是取经的同志，凡是外国人，都不要强迫他们学习中国的经验，只要求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这样才能够真正完成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搞大国沙文主义不好，我们不要搞。”说到这里，他转身问道：“我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下达后，北京有什么反映啊？”
江青说：“据我们了解的情况看，一九六五年初《二十三条》下达后，彭真连续作了几个关于《二十三条）的报告，都是事先与刘少奇同志商量好的。彭真说：‘《二十三条》只是一个纪要，里面的一些东西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要到处死搬硬套。有人把这个文件和“桃园经验”对立起来，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刘少奇称赞彭真在通县作的报告：‘是个好报告，既不伤元气，又向各种人说了话。’邓小平也称赞通县的四清是‘通县的经验很好，搞得快，问题解决得快。准备批发全国，材料已送刘少奇’。于是到处都是宣传彭真的报告简报。看来，人家已经完全搞到一起去了。”
陈伯达说：“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做了一个报告，攻击《二十三条》的理论概括性不强，说：‘什么是走资派，定义很模糊，是个到处可以乱戴的帽子。还是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好。《二十三条）下达后，在干部队伍里造成一定的恐怖心理。实际上是给我们的干部套上了紧箍咒，谁要不老实，就可能戴上走资派的帽子。今后这个帽子绝对不能乱用。’报告结束后，彭真到中南海，刘少奇马上叫彭真抓城乡四清运动的全盘工作，中央办公厅的四清文件都让彭真看。”
毛泽东立即警惕起来，他间道：“彭真有什么样的活动吗？”
陈伯达继续说：“一九六五年二月到三月，彭真专门找四清工作队班、组长以上干部谈话，收集阴暗面。弄了许多谈话会议记录和报告，全盘送给刘少奇作为攻击中央和伟大的四清运动的子弹。这些材料他们始终没有拿出来，不知道是要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江青说：“康老也给我讲过，一九六五年三月，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人在召开书记处的会议上，借研究意识形态问题，肆无忌惮地大发牢骚，攻击我们的文艺革命和改革，邓小平说：‘现在有不少人不敢写文章了，演戏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基本上好的也不让演。’彭真说：‘学术批判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片面性，弄得大家不敢写文章了。’邓小平还污蔑左派说：‘有些人就是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对人家一知半解，抓着一点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这次会议为彭真炮制《二月提纲》定了调子，许多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他们共同研究决定的。”毛泽东说：“好吧，这些问题就让我们看最后的结果吧！”
毛泽东回到房间里时，怎么也睡不下来。不知什么原因，他的思路又想到一九五八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十月二十八日回答记者提问的几段话上了……
当时，记者在向他提问：“据说你认为，共产党在将来花在他们人民的福利方面的时间也许要比花在国际革命方面的要多。你能够就这个问题再稍微阐明一下你所指的是什么吗？
杜勒斯坦率地说：“我已经多次表明这种看法：长远的前景或者说是长远的必然性是，苏联领袖们目前的政策要有所演变，从而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成分将要增加，而国际主义的成分将要减少。我并不认为他们现在的制度可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我认为，不可避免的是将来会发生革命，发生变化，最后出现这样一个政府，它将更关心它自己人民的福利而不是那么热衷于剥削这些人民，以便在国外取得更多的战利品。这种演变，在某种微小的程度上，已经在?
毛泽东想起来了，点点头说：“你的历史党中央已经作过结论，是清白的嘛。根据中央的决定，罗瑞卿、徐子荣、杨奇清、凌云这些人组织力量侦破此案。当时，我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就说得非常明白：‘要放手调查，涉及到谁就查谁，一定要把这只黑手找出来，绝对不能容许有人搞诬蔑嘛！’后来，他们把这个案件破了！”
江青说：“但是，田家英就在背后和人说：‘专案组在办案中，为了查找熟悉江青情况有可能作案的人，他们查阅了大量的三十年代出版的报刊杂志，接触到了江青的许多历史问题。’而那些人在破案以后，到处散布我的那些本来是报刊造谣不实的东西，有些是为了掩护我的地下党身份我们故意做出来的东西。这和罗瑞卿、田家英都有关系。”
毛泽东说：“警惕有人搞这些名堂。让谢富治同志注意调查一下，看看我们中央机关里究竟是谁在搞鬼，他们不了解情况，抓住一些皮毛就以为有了什么把柄，在适当的时候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这方面的历史，以正视听。”
他从桌子上的抽屉里取出几张纸，递给江青，说：“我去年秋天又填了一首《念奴娇》，这次修改了几个字，你看看，也算给田家英、刘少奇、彭真这些人一个警告吧！”
江青恢复了常态，接过毛泽东送来的诗词，饶有兴趣地研究起来：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
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江青看完，品味片刻，连声喝彩道：“润之，写得好呀，写得好呀！这实际上是对修正主义一个最大的讽刺和嘲弄。刘少奇也和赫鲁晓夫这些人一样，都是一些躲在蓬间草堆里的麻雀，他们以小人之心度鲲鹏之志，为了一点点眼前利益就要逃跑，到他所希望的那种天地去，他们根本不懂得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心壮志！”
毛泽东对江青的这些理解非常佩服。是的，江青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对他的思想的理解上看，都是非常敏捷的，也是非常准确的。他在同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等人谈话的时候，这样说过：“我和江青之间，不仅仅是夫妻关系，也是同志和战友之间的关系。多年来，她读了不少的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经比较熟悉了，她是属于胸有大志这类人的。生活上看，她比较自觉，从来不多吃多占国家的财产，也从来不搞特殊。她只是在她的工资和我的稿费、她的稿费范围里花钱，不像某些人千方百计地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这一点你们都看到了。她读书、学习都比较认真，理解力也比较强，她的缺点就是对同志过于苛刻，其实心肠并不坏。你们要善于和她相处，她不会坏你们的事情的。她和我一样，只要有话说到当面，什么事情也是好解决的。是不是这样？你们监督嘛！”
这话，曾经使江青得意了好一阵。
第二十八章 惊心动魄
＇江青的调查，使毛泽东感到惊心动魄了……＇
毛泽东仔细地阅读这些使他很感兴趣的材料：“一九六四年九月，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传达了刘少奇对四清的指示：‘原则问题只有一个，战线要短，兵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于是彭真和北京市委按照刘少奇的指示，大搞人海战术，在通县地区集中了二万多人的工作队，搞什么‘通县大会战’。彭真在动员会上再三说：‘这次四清，就要像当年土改、分田地那样来一场真枪实弹的战斗，要把基层弄他个鸡犬不宁。’于是，出现了许多社员自杀的现象。
“一九六四年八月，刘少奇和他的老婆王光美推广了‘桃园经验’，并且制定了四清工作的《后十条》后，北京市委的一些干部明确地指出：‘这个文件是对抗毛泽东主席亲自制定的《前十条》的。’
“有人质问：‘如果《后十条》和《前十条》发生了矛盾，以哪一个为准？’彭真说：‘当然是以后面的文件为准，《后十条》就是对《前十条》的补充和发展嘛。’市委秘书长项子明和殷汝棠到河北省委取来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报告》录音，广为播放，并在通县以‘桃园’为样板，按照《后十条》的要求进行四清。据初步统计，不少出身地富家庭的子女由于忍受不了歧视而卧轨自杀。有一个平时表现很好的地主儿子，年仅十七岁，几次报名参加民兵而不批准，一怒之下，跳进了水库淹死了，……”
毛泽东看到这里，站起来凝望着院子里的几颗松柏树叹惜，对江青、田家英说：“要允许出身不好的青年革命嘛，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嘛。是哪个皇帝规定出身不好的青年不准参加民兵呢？不但民兵可以参加，而且可以参加解放军，参加共产党，可以担任各级干部，只要本人表现好。如果允许这一条存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就得一半以上的人统统赶出去了。怎么能有这样的规定呢？”
江青说：“这是少奇同志看了一些材料后，匆匆忙忙写进他的那个《后十条》里的。”
“形而上学，完全是形而上学！”毛泽东说完，继续往下看材料：
“一九六四年底，刘仁按照‘桃园经验’在白庙蹲点，彭真把白庙蹲点‘经验’送给刘少奇，刘少奇看后称赞说：‘很好’。就是这个经验里，把活活逼死的两个会计说成是‘畏罪自杀’。有三十多个社员遭到了批判斗争，一个社员因为对工作队的某成员进行了顶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遭到逮捕。
“一九六四年，由全总书记领导的工作队到石钢炼铁厂搞四清，整了该厂的当权派，立即引起了彭真、郑天翔等人的不满。他们对工作队施加压力，说：‘这个厂的干部是市委定的，你们不经市委不能随便撤换。’工作队坚持原则说：‘这个厂的领导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工人反映很大，非撤换不可。’彭真火了，说：‘我们说不行，怎么能不听市委的指示呢！’就求救少奇、小平同志。果然，彭真和郑天翔把状告到了刘少奇那里。一九六五年三月，刘少奇在关于北京市的四清运动的指示中，说：‘《二十三条》里的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得看看具体情况。石钢的工作队不听北京市委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公开要包庇石钢的当权派，他对彭真说：‘你们要求工作队和厂党委共同商量，把生产搞好。’邓小平还说：‘如果工作队一意孤行，就让工作队检查，工作队不检查，工作队长要撤！这个工作队没有搞好，让他们再搞一期。’于是彭真和北京市委打着贯彻刘少奇、邓小平指示的旗号，一再逼工作队说：‘问题通天了，总书记说话了，赶快检讨吧！’而且在四清后捏造事实，把炼铁厂捧为‘大庆式企业’以势压人。”
毛泽东指着这个材料对周恩来说：“这样的四清岂不是走过场，岂不是打击工人的积极性吗？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些人所欺骗。有的人名义是在搞四清，实际上是在斗斗群众和工人就收尾了。”
“一九六四年，陈伯达领导的中央四清工作队在通县高各庄大队搞四清，发动群众斗争了生产队长豆子祥和县委书记刘拓，再次触及了彭真、刘仁、赵凡他们的利益。彭真指示他们写了一个报告给刘少奇，攻击中央四清工作队和陈伯达是‘打错了靶子，整的干部从历史上看都是好的，是跟着党走的’。刘少奇看后，对中央工作队和陈伯达横加指责，说什么‘斗争方法不好，运动搞得不深不透，没有养成好作风’等等。彭真拿着这个指示，为豆子祥翻案，打击中央工作队。彭真指着陈伯达说：‘你们说我破坏四清运动，帽子太小了，北京市的干部就是真有问题也是我这里负责，不能让他们负责。不管你们是哪里派来的工作队，也要和市委商量，也要征求市委的意见，说穿了就是要征求我的意见。不征求意见就是错误，你们就得检查。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能碰过谁！……’”
毛泽东看到这里，微微笑道：“这个彭真，果然是厉害！他要把北京变成彭家的天下，是不是？你陈伯达斗不过他吧？”
陈伯达说：“我可是斗不过人家！戚本禹同志曾经批评了刘仁的一次讲话，说刘仁的态度是‘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对群众采取打击，包庇走资派’，触及了彭真、刘仁、赵凡等人，他们马上写了一个包庇刘仁、攻击戚本禹同志的报告，上报中央。彭真在口头上向刘少奇和邓小平汇报时，极力为刘仁开脱责任，说戚本禹‘骄傲自满，乱打旗号’。刘少奇包庇刘仁过了关。在刘少奇的默认下，彭真、刘仁利用《四清简报》围攻戚本禹同志，说‘戚本禹在四清工作中机械地套用整走资派的框框，专整一些好干部，他听的都是一些落后社员和四不清社员的意见’等等，千方百计打击在大队搞四清的关锋和戚本禹同志。”
毛泽东说：“那你们就应该好好地调查一下，拿出证据来。”
陈伯达说：“一九六四年二月，刘少奇和彭真、刘仁一起，制造了一起关于北京友谊公司特艺前门门市部干部王景瑞同志的案件。王景瑞同志曾经给中央写信，揭发了刘少奇的所谓八大罪状，但信落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同志手里，田家英把信批转北京市委，并批示说：‘对此人造谣应予追究’。北京市委彭真、刘仁立即把王景瑞同志打成‘反革命分子’、‘疯子’，撤了王景瑞同志的职，把王景瑞关进精神病医院。王景瑞同志在医院以绝食抗议对他的政治迫害，竟被按在床上，用鼻饲的方法灌他吃东西，用打催眠的方法使他昏死过去，对他实行种种法西斯暴行……！”毛泽东说：“这件事也要查一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情况属实，田家英也要查办。我们的党为什么不允许群众批评？怎么能把给领导包括中央领导同志提意见的人打成‘反革命’？我对这些事情历来反感．就是反对我的人也不定是反革命嘛！”
江青给毛泽东读一份材料：“一九六四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中组部的同志向安子文汇报说：‘党中央已经批评了乱整社员的做法。’安子文立即发火问：‘中央？谁是中央？北京中央负责人很多，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才能代表中央！其他人谁也代表不了中央！’”毛泽东一听也火了：“这个安子文也是太猖狂了！难道说他心目中的中央就是刘、邓这些人？那好，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承认不承认我这个中央！”
陈伯达继续说：“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安子文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的暗示下，曾经提名彭真同志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杨尚昆担任人大常委副委员长，要把这些人直接提到最高级别的职务上来……”
毛泽东说：“是的，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时，我给他们否定了！在提拔干部的问题上我还是要严格地把关的，如果不是这样，现在的问题就会更加严重。”
陈伯达说：“一九六四年十月，刘少奇叫彭真告诉林枫，在党校把给亚、非、拉美学生教课的任务担负起来，计划利用讲台向亚、非、拉等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干部进行我们国家的教育，实际上是要树他们个人威信……”。
毛泽东点点头：“是我反对的。对来到我们国家避难的革命者，或者是取经的同志，凡是外国人，都不要强迫他们学习中国的经验，只要求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这样才能够真正完成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搞大国沙文主义不好，我们不要搞。”说到这里，他转身问道：“我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下达后，北京有什么反映啊？”
江青说：“据我们了解的情况看，一九六五年初《二十三条》下达后，彭真连续作了几个关于《二十三条）的报告，都是事先与刘少奇同志商量好的。彭真说：‘《二十三条》只是一个纪要，里面的一些东西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要到处死搬硬套。有人把这个文件和“桃园经验”对立起来，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刘少奇称赞彭真在通县作的报告：‘是个好报告，既不伤元气，又向各种人说了话。’邓小平也称赞通县的四清是‘通县的经验很好，搞得快，问题解决得快。准备批发全国，材料已送刘少奇’。于是到处都是宣传彭真的报告简报。看来，人家已经完全搞到一起去了。”
陈伯达说：“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做了一个报告，攻击《二十三条》的理论概括性不强，说：‘什么是走资派，定义很模糊，是个到处可以乱戴的帽子。还是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好。《二十三条）下达后，在干部队伍里造成一定的恐怖心理。实际上是给我们的干部套上了紧箍咒，谁要不老实，就可能戴上走资派的帽子。今后这个帽子绝对不能乱用。’报告结束后，彭真到中南海，刘少奇马上叫彭真抓城乡四清运动的全盘工作，中央办公厅的四清文件都让彭真看。”
毛泽东立即警惕起来，他间道：“彭真有什么样的活动吗？”
陈伯达继续说：“一九六五年二月到三月，彭真专门找四清工作队班、组长以上干部谈话，收集阴暗面。弄了许多谈话会议记录和报告，全盘送给刘少奇作为攻击中央和伟大的四清运动的子弹。这些材料他们始终没有拿出来，不知道是要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江青说：“康老也给我讲过，一九六五年三月，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人在召开书记处的会议上，借研究意识形态问题，肆无忌惮地大发牢骚，攻击我们的文艺革命和改革，邓小平说：‘现在有不少人不敢写文章了，演戏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基本上好的也不让演。’彭真说：‘学术批判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片面性，弄得大家不敢写文章了。’邓小平还污蔑左派说：‘有些人就是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对人家一知半解，抓着一点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这次会议为彭真炮制《二月提纲》定了调子，许多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他们共同研究决定的。”毛泽东说：“好吧，这些问题就让我们看最后的结果吧！”
毛泽东回到房间里时，怎么也睡不下来。不知什么原因，他的思路又想到一九五八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十月二十八日回答记者提问的几段话上了……
当时，记者在向他提问：“据说你认为，共产党在将来花在他们人民的福利方面的时间也许要比花在国际革命方面的要多。你能够就这个问题再稍微阐明一下你所指的是什么吗？
杜勒斯坦率地说：“我已经多次表明这种看法：长远的前景或者说是长远的必然性是，苏联领袖们目前的政策要有所演变，从而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成分将要增加，而国际主义的成分将要减少。我并不认为他们现在的制度可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我认为，不可避免的是将来会发生革命，发生变化，最后出现这样一个政府，它将更关心它自己人民的福利而不是那么热衷于剥削这些人民，以便在国外取得更多的战利品。这种演变，在某种微小的程度上，已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