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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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毛泽东就把“修正主义”这顶帽子戴到了赫鲁晓夫头上，在忍耐了三年以后，终于和以他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展开了论战和较量。
经过了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上开展的反击彭德怀的斗争，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分歧更加日益公开化。遭受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苏共领导集团的乘机讹诈后，毛泽东采取了首先抓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共同对付外部的修正主义压力，为此不惜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来争取刘少奇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来全力配合他，支持他，以减少矛盾，团结多数，反对少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林彪这样认为并悄悄地写了笔记，以静观时局的发展。
他觉得，毛泽东在形形色色的敌手们的四面包围中，骨头硬朗但是手腕灵活，他绝对不采取四面出击的下策，而是分清主要矛盾，具体区别对待，很有次序和策略地逐步地解决问题。从一九六一年初起，他全力抓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一九六二年初的千人大会前后，毛泽东倡导党内民主集中制，更加广泛地进行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在促使整个形势迅速好转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口号。国内特别是中央最高层的局势稳定下来后，他从一九六三年初起，把他的精力放在处理中苏关系、中印关系等外部的反修反帝反击一切反动派的斗争上。同时，他高度地关注着国内的形势，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动向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活动规律，提出了国内外的基本任务。
毛泽东思考了许许多多的重要问题，形成了他一系列的方针和路线。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一面主持起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准备和苏共领导展开大论战；一面又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从中国社会的基层开始清扫资本主义复辟的各种垃圾，打好基础之战。他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建议》的十七条中，写下这样的段落：
“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势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
“一、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
“三、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四、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
“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以上的论断。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的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不能说，那里已经完全没有像列宁反复痛斥过的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这类分子；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需要或者可以放弃列宁所提出的‘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任务。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九五七年宣言说得好：‘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取得证券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阶级斗争，否认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盏向上彻底完全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是错误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经过了一年多反击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导致了赫鲁晓夫被他的同伙赶下台，毛泽东认为国际反修斗争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现在，毛泽东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始把反修的斗争转入到国内来。林彪隐隐地感觉到，毛泽东已经把这场斗争的序幕拉开了，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第二十六章 拍案而起
＇毛泽东拍案而起：“好啊，杨尚昆竟然搞我的特务活动，那就较量吧！这件事不管涉及到谁，都要统统给我开除党籍！”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危险的信号！＇
还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初，毛泽东听取了汪东兴关于解决公安部几个问题的汇报后，问道：“中央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特别是中央的机关内部，一定要防止类似杨尚昆这样的人再搞我的特务活动。”
汪东兴神秘地说：“是的，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主席不管在什么地方说话一定要高度注意，据我了解，主席身边有人已经秘密地安放了录音和窃听的设备。毛泽东一惊道：“是吗？我不是再三强调不让他们在我身边搞这些名堂吗？”
汪东兴说：“主席，我总觉得杨尚昆这个人十分可疑。据我所了解，他已经背着中央和主席私自在主席身边和专列等地安放了录音和窃听器，并且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别人抄录，他同罗瑞卿等同志的关系也十分的不正常，起码是积极地参加了他的反党活动。在他的指示下，主席身边的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这些人也参与了在主席身边安设窃听器，进行秘密录音的活动。他和邓小平、彭真这些同志的关系也已经超过了一般的工作范围。”
毛泽东沉吟了片刻，马上把江青叫了过来，让她参与了解和调查这方面的工作。他对他们说：“你们通知中央，一定要再认真地清查一遍。凡是参与秘密录音和搞窃听这类阴谋活动的人，不管牵扯到谁，一律要开除党籍，严重的要逮捕法办。这件事，我已经有了明确的指示，中央也发了文件，为什么还要搞呢？我看这里面有名堂，有鬼！”
江青知道，中央办公厅的录音是由机要室负责和掌管的。这项工作，本来是从核对记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早开始会议录音是从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开始的，由当时中央秘书局管理。那次旨在解决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会议，正在杭州进行宪法起草工作的毛泽东没有参加，为了让他及时地了解情况，他指示：
“把会议发言的整个情况录下音来，省下再听会议的汇报。同时也可以给历史留下资料，以便接受历史的检验。要充分地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来为我们服务。”
一九五八年十月，中央秘书局撤销时，这项工作移交给机要室。当时杨尚昆说得很清楚：“录音的目的，是为了核对会议的速记，保证会议记录的准确性。我们要逐步地建立录音档案，把这些档案作为中央档案的一部分。”现在，如果事实证实了汪东兴等人的揭发，杨尚昆显然把录音和窃听的目的弄得复杂化了，成了整理和搜寻毛泽东问题的一个阴谋的组成部分。为此，毛泽东确实是早就有所防范的。
一九六一年一月，毛泽东外出视察。在长沙发现了秘密架设的录音设备和正在录音的机器，立刻对操作机器的工作人员刘吉顺大发其火：“这是谁让你们搞的？我再三地讲过不允许你们这样胡闹，为什么执意对抗？你们难道想搜集我的材料准备搞名堂吗？我早就给你们说过，这种录音是靠不住的，容易被人剪接来搞阴谋，你们为什么不听？谁搞的这个名堂，一定要给我查清楚，一定要严肃处理！”
刘吉顺吓得脸色苍白，只是说自己是奉命办事。毛泽东马上把汪东兴叫来当面指示：“你给我报告中央书记处，追查是谁让刘吉顺跟着我出来录音的。秘密录音的事情我是有指示的，为什么明知故犯？要给我搞清楚！查到谁头上都要严肃处理。”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汪东兴马上通知了机要室的负责人康一民和赖奎，让他们赶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录音的来龙去脉。机要室的这两名负责人于五月一日乘专机赶到上海，第二天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怒气未消地说：“谁让你们搞这些鬼把戏的？想抓我的把柄吗？你们为什么三番五次地不听我的话？是谁让你们这样搞的？”
江青当然清楚毛泽东所说的这件事情的背景：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中央杭州会议上，毛泽东给到会的人们介绍中苏关系，他担心会议后有人秘密给苏联通风报信，就指着个别正在记录的人说：“今天完全是秘密通报，任何人不准记录，不准私自传达，只是让你们了解情况。”胡乔木报告道：“还有录音呢，现在正在录着音。”
毛泽东马上火了：“是谁让他们录音的，我怎么就不知道呢？搞这个干什么？以后在我的身边，谁也不准搞这类秘密的侦察活动。这容易给坏人造成空子。”
现在，毛泽东再次批评康一民和赖奎，依然出自同样的担心。他问：“你们要老老实实地汇报，你们录了些什么东西？有多少？是谁让你们这样干的？”
他们说：“一九六零年一月上海会议时，叶子龙同志曾经在火车上向主席汇报了机要室的录音是为了保存资料，主席说好嘛！一九六零年四月底至六月初，杨尚昆主任随同主席外出，到天津时主席曾经指示杨尚昆同志要调录音员去录音，并指示陪同主席接见外宾的廖承志、刘宁一和刘长胜同志，在发表接见外宾的消息时，要同录音核对。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有些还送给主席和周总理等其他领导同志批阅……”
毛泽东不耐烦地说：“你们不要强词夺理，我允许的录音和你们私自搞的录音是两个概念两回事，你们把几件性质不同的事情混淆起来并不能说明任何的问题。今后，一律不准录音！”
毛泽东指示汪东兴：“你和他们在私自架设的录音设备跟前照个相，录音机上写明是非法录音，作个历史的教训保存起来。通知书记处严肃处理。”
于是，汪东兴布置专门负责给中央领导人照相的摄影员吕厚民给他们拍了四张照片：一张是汪东兴、康一民、徐业夫、赖奎和刘吉顺五个人在录音机旁边的照片，录音机下面压着一张大纸，只上写着“违犯指示，非法录音”八个大字；第二张照片是康一民、赖奎和刘吉顺在同一部录音机旁边的合影；第三张是录音员刘吉顺的单独照片；第四张是私自架设的录音机的照片。
江青看了这些照片对汪东兴说：“看看你们多光彩，搞主席的特务活动，你可知道吗？这些东西都是定时炸弹呀，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人就会拿出录音和敌人勾结搞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一类的东西。你汪东兴难道就没有责任？我是清楚的。不过你和他们一些人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就是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汪东兴所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严肃地批评了机要室，并决定给叶子龙、康一民以严重的警告处分，给吴振英以警告处分。彭真把书记处的决定报告了毛泽东，又让他们三人分别写了检查。同年五月十七日，中发（一九六一）三八五号的《中共中央文件》，即《中央书记处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做出了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的五条规定。毛泽东还指示：“机要室必须把过去历年来的录音带统统销毁。”但是，经过周恩来和彭真的请求，才留下了部分少量的录音带。
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的时候，还特意反映：“销毁录音带的时候，彭真同志听了不少主席的录音，私自调阅了一部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还指示一部分秀才去畅观楼检查过历年来中央的文件和主席的讲话记录。”毛泽东半晌没有吭声。现在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对江青和汪东兴等人说：“彭真私调了许多我的材料，那是要准备秋后算账的嘛。像林彪同志那样，为什么对我的话那么有兴趣，他们可不是要学习我的思想，而是要整我的材料，搜集我的过失，不管是不是过失他们都感兴趣。康生同志提醒过我，看来现在得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了。”
当然，对毛泽东批评的这件事情，杨尚昆专门向刘少奇和邓小平作过汇报。
他说：“汪东兴这个家伙很不老实，实际上许多的事情是他干的，让别人给他代过了。主席严厉批评并且追查处理的一九六一年一月底至四月初跟随主席外出时的录音，是汪东兴直接插手搞的，和我和机要室的同志没有任何的责任。”
“那他们为什么要检查？为什么不向毛泽东同志说清楚？”
杨尚昆犹豫了：“害怕说不清楚呀！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一年一月毛主席要外出视察，当时我有事在河北，叶子龙下放在河南，吴振英出差在湖南，机要室主持工作的是康一民同志。随同主席外出的是汪东兴。临行前，汪东兴告诉主席的机要秘书罗光禄同志，说：‘主席准备去外地走走，带什么材料你要准备一下。’罗光禄问汪东兴：‘是否带录音员和译电员？’汪东兴回答‘还是带上。’这样，罗光禄才向康一民提出要带录音员。康一民觉得吃不准，就对罗光禄说：‘毛主席可是严厉地批评过不准私自录音，你们要搞，去直接请示你们的上级，你们的上级如果同意，就直接向会议科要人，不要再找我了。’罗光禄这才根据汪东兴的指示让录音员刘吉顺跟着毛主席去了。汪东兴对这次外出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都看过，并且指示把记录稿和录音带一起尽快送回北京。现在主席批评了这件事，他倒来了个一推二净！”
刘少奇笑了笑：“我看这事各有各的说法，不要再说什么了吧。”
杨尚昆也知道围绕录音的事情头绪很多，一时确实不好理：一九六零年毛泽东准备出版他的选集第五卷，计划把《论十大关系》收编进去。但是找不到会议的录音和速记。只能根据别人的追记的稿子来整理，为此杨尚昆曾经问刘少奇：“毛主席什么时候讲过这样的话呢？有时我们明明是按照他的指示办事的，可是到了后来真正出了问题的时候，他又不承认了。当时的《论十大关系》是那样讲的吗？”刘少奇说：“毛主席有些讲话，完全可以录下音来嘛。这是一个先进的科学，为什么你们不应用呢？”杨尚昆说：“我们当时向毛主席提出来过，毛主席反对对他的讲话进行录音。这一点，他和我们讲得很清楚。”
刘少奇说：“可以秘密录音。这样也许会更准确地反映当时的主席的思想，便于总结经验和教训，不过这样的工作要谨慎。有些事情恐怕要请示一下。”
杨尚昆说：“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接见苏联大使尤金时，因为当时的技术、设备条件比较差劲，没有完成录音的任务，毛主席还批评了我们。我也批评了机要室的同志。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错误，我们曾经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在毛主席乘坐的火车和住地安装了固定的录音线路。经过罗瑞卿同志向公安部十二局借过无线受话器。但是，没有搞成个样子。”于是，杨尚昆分别把已经录到的毛泽东的讲话和谈话内容给刘少奇作了汇报：“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开始，毛主席外出?
从此，毛泽东就把“修正主义”这顶帽子戴到了赫鲁晓夫头上，在忍耐了三年以后，终于和以他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展开了论战和较量。
经过了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上开展的反击彭德怀的斗争，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分歧更加日益公开化。遭受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苏共领导集团的乘机讹诈后，毛泽东采取了首先抓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共同对付外部的修正主义压力，为此不惜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来争取刘少奇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来全力配合他，支持他，以减少矛盾，团结多数，反对少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林彪这样认为并悄悄地写了笔记，以静观时局的发展。
他觉得，毛泽东在形形色色的敌手们的四面包围中，骨头硬朗但是手腕灵活，他绝对不采取四面出击的下策，而是分清主要矛盾，具体区别对待，很有次序和策略地逐步地解决问题。从一九六一年初起，他全力抓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一九六二年初的千人大会前后，毛泽东倡导党内民主集中制，更加广泛地进行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在促使整个形势迅速好转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口号。国内特别是中央最高层的局势稳定下来后，他从一九六三年初起，把他的精力放在处理中苏关系、中印关系等外部的反修反帝反击一切反动派的斗争上。同时，他高度地关注着国内的形势，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动向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活动规律，提出了国内外的基本任务。
毛泽东思考了许许多多的重要问题，形成了他一系列的方针和路线。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一面主持起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准备和苏共领导展开大论战；一面又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从中国社会的基层开始清扫资本主义复辟的各种垃圾，打好基础之战。他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建议》的十七条中，写下这样的段落：
“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势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
“一、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
“三、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四、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
“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以上的论断。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的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不能说，那里已经完全没有像列宁反复痛斥过的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这类分子；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需要或者可以放弃列宁所提出的‘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任务。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九五七年宣言说得好：‘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取得证券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阶级斗争，否认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盏向上彻底完全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是错误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经过了一年多反击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导致了赫鲁晓夫被他的同伙赶下台，毛泽东认为国际反修斗争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现在，毛泽东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始把反修的斗争转入到国内来。林彪隐隐地感觉到，毛泽东已经把这场斗争的序幕拉开了，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第二十六章 拍案而起
＇毛泽东拍案而起：“好啊，杨尚昆竟然搞我的特务活动，那就较量吧！这件事不管涉及到谁，都要统统给我开除党籍！”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危险的信号！＇
还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初，毛泽东听取了汪东兴关于解决公安部几个问题的汇报后，问道：“中央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特别是中央的机关内部，一定要防止类似杨尚昆这样的人再搞我的特务活动。”
汪东兴神秘地说：“是的，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主席不管在什么地方说话一定要高度注意，据我了解，主席身边有人已经秘密地安放了录音和窃听的设备。毛泽东一惊道：“是吗？我不是再三强调不让他们在我身边搞这些名堂吗？”
汪东兴说：“主席，我总觉得杨尚昆这个人十分可疑。据我所了解，他已经背着中央和主席私自在主席身边和专列等地安放了录音和窃听器，并且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别人抄录，他同罗瑞卿等同志的关系也十分的不正常，起码是积极地参加了他的反党活动。在他的指示下，主席身边的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这些人也参与了在主席身边安设窃听器，进行秘密录音的活动。他和邓小平、彭真这些同志的关系也已经超过了一般的工作范围。”
毛泽东沉吟了片刻，马上把江青叫了过来，让她参与了解和调查这方面的工作。他对他们说：“你们通知中央，一定要再认真地清查一遍。凡是参与秘密录音和搞窃听这类阴谋活动的人，不管牵扯到谁，一律要开除党籍，严重的要逮捕法办。这件事，我已经有了明确的指示，中央也发了文件，为什么还要搞呢？我看这里面有名堂，有鬼！”
江青知道，中央办公厅的录音是由机要室负责和掌管的。这项工作，本来是从核对记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早开始会议录音是从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开始的，由当时中央秘书局管理。那次旨在解决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会议，正在杭州进行宪法起草工作的毛泽东没有参加，为了让他及时地了解情况，他指示：
“把会议发言的整个情况录下音来，省下再听会议的汇报。同时也可以给历史留下资料，以便接受历史的检验。要充分地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来为我们服务。”
一九五八年十月，中央秘书局撤销时，这项工作移交给机要室。当时杨尚昆说得很清楚：“录音的目的，是为了核对会议的速记，保证会议记录的准确性。我们要逐步地建立录音档案，把这些档案作为中央档案的一部分。”现在，如果事实证实了汪东兴等人的揭发，杨尚昆显然把录音和窃听的目的弄得复杂化了，成了整理和搜寻毛泽东问题的一个阴谋的组成部分。为此，毛泽东确实是早就有所防范的。
一九六一年一月，毛泽东外出视察。在长沙发现了秘密架设的录音设备和正在录音的机器，立刻对操作机器的工作人员刘吉顺大发其火：“这是谁让你们搞的？我再三地讲过不允许你们这样胡闹，为什么执意对抗？你们难道想搜集我的材料准备搞名堂吗？我早就给你们说过，这种录音是靠不住的，容易被人剪接来搞阴谋，你们为什么不听？谁搞的这个名堂，一定要给我查清楚，一定要严肃处理！”
刘吉顺吓得脸色苍白，只是说自己是奉命办事。毛泽东马上把汪东兴叫来当面指示：“你给我报告中央书记处，追查是谁让刘吉顺跟着我出来录音的。秘密录音的事情我是有指示的，为什么明知故犯？要给我搞清楚！查到谁头上都要严肃处理。”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汪东兴马上通知了机要室的负责人康一民和赖奎，让他们赶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录音的来龙去脉。机要室的这两名负责人于五月一日乘专机赶到上海，第二天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怒气未消地说：“谁让你们搞这些鬼把戏的？想抓我的把柄吗？你们为什么三番五次地不听我的话？是谁让你们这样搞的？”
江青当然清楚毛泽东所说的这件事情的背景：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中央杭州会议上，毛泽东给到会的人们介绍中苏关系，他担心会议后有人秘密给苏联通风报信，就指着个别正在记录的人说：“今天完全是秘密通报，任何人不准记录，不准私自传达，只是让你们了解情况。”胡乔木报告道：“还有录音呢，现在正在录着音。”
毛泽东马上火了：“是谁让他们录音的，我怎么就不知道呢？搞这个干什么？以后在我的身边，谁也不准搞这类秘密的侦察活动。这容易给坏人造成空子。”
现在，毛泽东再次批评康一民和赖奎，依然出自同样的担心。他问：“你们要老老实实地汇报，你们录了些什么东西？有多少？是谁让你们这样干的？”
他们说：“一九六零年一月上海会议时，叶子龙同志曾经在火车上向主席汇报了机要室的录音是为了保存资料，主席说好嘛！一九六零年四月底至六月初，杨尚昆主任随同主席外出，到天津时主席曾经指示杨尚昆同志要调录音员去录音，并指示陪同主席接见外宾的廖承志、刘宁一和刘长胜同志，在发表接见外宾的消息时，要同录音核对。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有些还送给主席和周总理等其他领导同志批阅……”
毛泽东不耐烦地说：“你们不要强词夺理，我允许的录音和你们私自搞的录音是两个概念两回事，你们把几件性质不同的事情混淆起来并不能说明任何的问题。今后，一律不准录音！”
毛泽东指示汪东兴：“你和他们在私自架设的录音设备跟前照个相，录音机上写明是非法录音，作个历史的教训保存起来。通知书记处严肃处理。”
于是，汪东兴布置专门负责给中央领导人照相的摄影员吕厚民给他们拍了四张照片：一张是汪东兴、康一民、徐业夫、赖奎和刘吉顺五个人在录音机旁边的照片，录音机下面压着一张大纸，只上写着“违犯指示，非法录音”八个大字；第二张照片是康一民、赖奎和刘吉顺在同一部录音机旁边的合影；第三张是录音员刘吉顺的单独照片；第四张是私自架设的录音机的照片。
江青看了这些照片对汪东兴说：“看看你们多光彩，搞主席的特务活动，你可知道吗？这些东西都是定时炸弹呀，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人就会拿出录音和敌人勾结搞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一类的东西。你汪东兴难道就没有责任？我是清楚的。不过你和他们一些人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就是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汪东兴所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严肃地批评了机要室，并决定给叶子龙、康一民以严重的警告处分，给吴振英以警告处分。彭真把书记处的决定报告了毛泽东，又让他们三人分别写了检查。同年五月十七日，中发（一九六一）三八五号的《中共中央文件》，即《中央书记处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做出了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的五条规定。毛泽东还指示：“机要室必须把过去历年来的录音带统统销毁。”但是，经过周恩来和彭真的请求，才留下了部分少量的录音带。
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的时候，还特意反映：“销毁录音带的时候，彭真同志听了不少主席的录音，私自调阅了一部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还指示一部分秀才去畅观楼检查过历年来中央的文件和主席的讲话记录。”毛泽东半晌没有吭声。现在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对江青和汪东兴等人说：“彭真私调了许多我的材料，那是要准备秋后算账的嘛。像林彪同志那样，为什么对我的话那么有兴趣，他们可不是要学习我的思想，而是要整我的材料，搜集我的过失，不管是不是过失他们都感兴趣。康生同志提醒过我，看来现在得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了。”
当然，对毛泽东批评的这件事情，杨尚昆专门向刘少奇和邓小平作过汇报。
他说：“汪东兴这个家伙很不老实，实际上许多的事情是他干的，让别人给他代过了。主席严厉批评并且追查处理的一九六一年一月底至四月初跟随主席外出时的录音，是汪东兴直接插手搞的，和我和机要室的同志没有任何的责任。”
“那他们为什么要检查？为什么不向毛泽东同志说清楚？”
杨尚昆犹豫了：“害怕说不清楚呀！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一年一月毛主席要外出视察，当时我有事在河北，叶子龙下放在河南，吴振英出差在湖南，机要室主持工作的是康一民同志。随同主席外出的是汪东兴。临行前，汪东兴告诉主席的机要秘书罗光禄同志，说：‘主席准备去外地走走，带什么材料你要准备一下。’罗光禄问汪东兴：‘是否带录音员和译电员？’汪东兴回答‘还是带上。’这样，罗光禄才向康一民提出要带录音员。康一民觉得吃不准，就对罗光禄说：‘毛主席可是严厉地批评过不准私自录音，你们要搞，去直接请示你们的上级，你们的上级如果同意，就直接向会议科要人，不要再找我了。’罗光禄这才根据汪东兴的指示让录音员刘吉顺跟着毛主席去了。汪东兴对这次外出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都看过，并且指示把记录稿和录音带一起尽快送回北京。现在主席批评了这件事，他倒来了个一推二净！”
刘少奇笑了笑：“我看这事各有各的说法，不要再说什么了吧。”
杨尚昆也知道围绕录音的事情头绪很多，一时确实不好理：一九六零年毛泽东准备出版他的选集第五卷，计划把《论十大关系》收编进去。但是找不到会议的录音和速记。只能根据别人的追记的稿子来整理，为此杨尚昆曾经问刘少奇：“毛主席什么时候讲过这样的话呢？有时我们明明是按照他的指示办事的，可是到了后来真正出了问题的时候，他又不承认了。当时的《论十大关系》是那样讲的吗？”刘少奇说：“毛主席有些讲话，完全可以录下音来嘛。这是一个先进的科学，为什么你们不应用呢？”杨尚昆说：“我们当时向毛主席提出来过，毛主席反对对他的讲话进行录音。这一点，他和我们讲得很清楚。”
刘少奇说：“可以秘密录音。这样也许会更准确地反映当时的主席的思想，便于总结经验和教训，不过这样的工作要谨慎。有些事情恐怕要请示一下。”
杨尚昆说：“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接见苏联大使尤金时，因为当时的技术、设备条件比较差劲，没有完成录音的任务，毛主席还批评了我们。我也批评了机要室的同志。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错误，我们曾经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在毛主席乘坐的火车和住地安装了固定的录音线路。经过罗瑞卿同志向公安部十二局借过无线受话器。但是，没有搞成个样子。”于是，杨尚昆分别把已经录到的毛泽东的讲话和谈话内容给刘少奇作了汇报：“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开始，毛主席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