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48部分
>天真的笑话，遇到复杂的环境就头晕脑涨，也就因为这样，他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当。——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因素促成的……”
刘少奇看不下去了，不耐烦地说：“这就是张春桥的错误文章？这里面有什么错误？你们对历史了解吗？我对韩复渠可是比较了解的，他就是像张春桥所讲的那个样子嘛！你呀，头脑太简单，拿上这样的东西能够把张春桥整下去吗？不能！”
就在刘少奇要把他的材料收起来时，田家英急忙说：“就算这篇文章不算大问题，还有哪！张春桥被鲁迅臭骂过，被鲁迅反对过的人总不能说是好人吧。”
“那也不一定！”刘少奇说，“那还要看一看鲁迅是怎么骂的，是否骂的有道理，也要看被骂的人现在的表现情况如何，总之要具体地全面地分析，而不能说风就是雨。”
田家英说：“一九三六年三月五日，张春桥化名狄克在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上的《星期文坛》抛出了题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反动文章，矛头指向了鲁迅先生。张春桥在这篇反动文章里大肆鼓吹‘建立了国防文学的路线’，并且提出‘我们要建立国防文学，首先要建立更为强健的批评！’这就是要发动对鲁迅的围攻，来执行所谓‘国防文学’的路线。一个月后，鲁迅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张春桥，讽刺根本没有去过东北而‘留在租界上’的张春桥，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情况‘却知道的不够真实’。特别是一针见血地批判：‘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问题上，一味自责以显示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者替“他们”缴械。’这里鲁迅所讲的‘我们’是指当时的左翼进步作家，‘他们’就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人。鲁迅文章中还提到‘我们中的他们’，指的就是革命营垒中的蛀虫……”
刘少奇翻看了一遍他送的材料，摇摇头：“我还是实在看不出这些材料里怎么会得出你那样的结论，看来我没有你那样的水平。不要讲了，你这样翻嘴学舌不大好，有什么意见你直接去和毛主席说去好了。”
田家英听出了刘少奇对自己的厌恶，这也是后来毛泽东和江青严厉批判他后，刘少奇紧接着说：“田家英的思想品质极其恶劣，挑拨离间发展到我们的头上来了。对他不仅仅是批判的问题，必须严肃党的纪律，给予必要的惩办”的原因。这些导致了田家英的自杀，这是后话。
刘少奇说完他的意见后，继续看毛泽东的谈话：“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习实验，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楼里教吗？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刘少奇的目光盯在了有关戚本禹和姚文元这一段上，看了好久，才问：“他对这两个秀才可是评价很高呀！他没有具体地评价《海瑞罢官》吗？”
田家英的脸色一下子通红了，他沉思片刻才说：“评价了，就在毛主席说完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就是没有打中要害时，还有这样的一段话：‘《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儿，彭德怀也是一个海瑞呀！他自称海瑞，也确实有人说他是海瑞。’这个话我和杨尚昆同志、彭真同志研究了以后，觉得这句话分量太重，也和这次关于哲学的谈话的基调不符合，所以删去了，我们没有写进去。”
刘少奇迟疑地问道；“你们这样做好吗？毛泽东同志提出意见来了吗？万一他要追查你们怎么回答呢？这个问题可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呀！”说完，他一个低下头继续看起来：“写书不能像现在这样写法。譬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是有综合的，分析综合是不可分割的’。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是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以分的，什么事都是可分的，什么事都是能够分的。我们不是讲一分为二吗？分析也是这样，但是有不同的情况，譬如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分析，我们过去是怎样分析国民党的？我们说他统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根本的是他们脱离农民、脱离士兵，他们内部有矛盾。我们是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土地少，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援，但是我们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有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够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都没有几个从大学毕业的。我本来没有读过军事书。只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都不带，只有分析敌我斗争的形势，分析具体情况。”看到这里，刘少奇抬起头来，他的思想还在刚才田家英所说的那件事上，说：“我不想介入到这件事情里，如果追查起来，你就说你没有给我讲过这件事。听见了没有？我全当不知道。我希望你们没有事情，有事情我也装作不知道的。你看毛泽东这段话说得多么好。”说着，他就照着记录稿上的话念了起来：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过来改造。俘虏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食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话就是扬弃。杜就是杜聿明这些人。吃饭也是要分析综合。譬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去，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的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他们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继承，还是要继承的。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政治学好的吸收，坏的抛掉。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两重性开始，我们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以后的商品还是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还是二重性。我们的同志也是有两重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没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是有二重性。”
田家英说：“主席在这里是第一次讲自己也有两重性，也就是也有缺点和错误。这对他来说，已经是了不起的进步了……”
刘少奇摇摇头：“我不爱听这些话，希望你以后在我面前少讲这些内容的东西。”他翻着毛泽东谈话的记录，忽然指着一段话给他念道：
“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些了。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最近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没有充足的理由？罗素有没有充足的理由？罗素送给我一个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看看。罗素现在政治好了，反修反帝，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说话的行动。一个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触，左派不能光同左派接触，还要同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
刘少奇说：“毛泽东同志这话说得好，你要好好地理解。这次，他讲了吴晗下去好，我也是这样的主张，让他下去！”这个材料里写着毛泽东谈话的最后一段话：“写哲学能不能改变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伯达同志插话：‘主席除外。’）我做过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几十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好一些。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历史的过程。先搞近百年历史。历史的过程中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历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有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作注释。写序言，政治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大好搞。辩证法过去说过三大规律，斯大林说四大规律，我的意见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样说法可以研究。形式逻辑是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骂我们是‘土匪’；‘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蒋介石是匪徒’。这两种都合乎形式逻辑的，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刘少奇看完这个记录后，对田家英说：“毛泽东同志的谈话里有一些新东西，你们在传达中可以听听各方面的反映。但是不要说我对你谈的这些话，再说一句话：我不想再卷进去了。对毛主席的任何意见，我们能执行的就执行，暂时不能执行的也要讲贯彻，绝对不能硬顶。你可要注意罗瑞卿同志的教训哪。另外，陈伯达处处都是唱赞歌，我看这个人的动机也未必好，他也唱唱我的赞歌嘛。这种人要格外地注意。”
田家英明白了刘少奇这番话的意思了。他想起叶剑英最近在和他谈话的时候，还这样讲：“罗瑞卿的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确实是他咎由自取。早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林总就对部队的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批判了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林总说得非常明确：‘全军的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我们要把这股风坚决地煞住！部队必须很快地来一个转变，不转变部队就会被搞得不像样子，就会吃大亏。’林总着重指示：‘军事训练、生产可以占用一定的时间，但是不应该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一定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这些指示，本来都是完全正确的。可是罗瑞卿硬要小家子气，赌气说林总这些指示是和他故意闹别扭，千方百计地要抵制林总的指示，拒不传达林总的指示，甚至公开反对。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他跑到高等军事院校讲话，说：‘有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的起码含义。其实军事就是政治，军事训练搞不好，浪费事小，打起仗来，就要亡党亡国。一九六四年的大比武本来是建国以来最好一年的军事训练，成绩是主要的，气可鼓而不可泄。可是有人总是要吹冷风，泼凉水。我看这些人就是不怀好意。’他讲这些话都是赌气，其实一点作用也不起，反而暴露了自己，让林总抓住了他的把柄，狠狠地整了他一顿。罗瑞卿跑到毛主席那里来告状，毛主席还能听他的？马上指示：‘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则，谁要反对林彪同志就只好先请他挪个窝了。’罗瑞卿到这个时候还不改悔，硬要鸡蛋碰石头，最后还不是他栽了跟头？”
田家英向叶剑英询问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的概况，问道：“叶群和吴法宪等人揭发罗瑞卿指使刘亚楼向叶群同志提出四条意见，希望林彪同志接受的事情究竟是真是假？”叶剑英对田家英说：“现在罗瑞卿死也不承认，但是我认为是可能的。那四条的主要内容是要林彪同志不要多管部队的事情，一切交给罗瑞卿去管，并说：‘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嫌林彪管事太多的这些话，罗瑞卿在一些场合里也讲过。据说，叶群当场就把刘亚楼给顶回去了，刘亚楼又找到林总，提出了这四条意见，林总也批评了刘亚楼。这事情看来比较复杂了。毛主席的态度是，不管有还是无，罗瑞卿不尊重林总的态度总是错误的，就是要好好地批评批评。”
田家英对叶剑英说：“现在主席搞运动的矛头越来越表现出是对准共产党内的领导干部了，这样的革命会产生什么后果，请剑英同志好好地考虑考虑。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主席的批示中出现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这样一来，就把官僚主义者作为一个阶级来对待，是否科学？这在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里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真正这样地宣传起来，是否会在全国造成混乱？也造成理论上的歧义？我个人认为主席这样讲，反而会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对巩固我们党的威信没有什么益处。”
叶剑英说：“这话你可不要随便讲，你是主席身旁的人，讲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依我看，主席的这个研究是下了功夫，作了一定的调查研究的。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央发的二十三条，就是在总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科学论断．里面也明确她规定了这么一条：‘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在上面的，有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主席既然这样讲，肯定是有所指的。你以后不要再胡说了。”当然，田家英没有想到，叶剑英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他的谈话全部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笑了笑，对叶剑英说：“田家英是个张松式的人物，我早就有所觉察。让他继续暴露吧，看他能走到什么地步！”
第二十五章 见机行事
＇毛泽东日夜翻阅各省的报纸，密切关注全国的动态。当他认为自己面临封锁的环境和条件下，只有依靠自己的老婆才觉得唯一可行……＇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江青通过《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秘密通知《红旗》杂志的编委、哲学家关锋速来上海。他们要见他。上海毛泽东的秘密驻地，此刻只有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毛泽东已告随行人员：任何人不得在此时干扰他和江青的谈话。眼下，他神情激动地坐在单人沙发上
刘少奇看不下去了，不耐烦地说：“这就是张春桥的错误文章？这里面有什么错误？你们对历史了解吗？我对韩复渠可是比较了解的，他就是像张春桥所讲的那个样子嘛！你呀，头脑太简单，拿上这样的东西能够把张春桥整下去吗？不能！”
就在刘少奇要把他的材料收起来时，田家英急忙说：“就算这篇文章不算大问题，还有哪！张春桥被鲁迅臭骂过，被鲁迅反对过的人总不能说是好人吧。”
“那也不一定！”刘少奇说，“那还要看一看鲁迅是怎么骂的，是否骂的有道理，也要看被骂的人现在的表现情况如何，总之要具体地全面地分析，而不能说风就是雨。”
田家英说：“一九三六年三月五日，张春桥化名狄克在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上的《星期文坛》抛出了题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反动文章，矛头指向了鲁迅先生。张春桥在这篇反动文章里大肆鼓吹‘建立了国防文学的路线’，并且提出‘我们要建立国防文学，首先要建立更为强健的批评！’这就是要发动对鲁迅的围攻，来执行所谓‘国防文学’的路线。一个月后，鲁迅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张春桥，讽刺根本没有去过东北而‘留在租界上’的张春桥，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情况‘却知道的不够真实’。特别是一针见血地批判：‘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问题上，一味自责以显示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者替“他们”缴械。’这里鲁迅所讲的‘我们’是指当时的左翼进步作家，‘他们’就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人。鲁迅文章中还提到‘我们中的他们’，指的就是革命营垒中的蛀虫……”
刘少奇翻看了一遍他送的材料，摇摇头：“我还是实在看不出这些材料里怎么会得出你那样的结论，看来我没有你那样的水平。不要讲了，你这样翻嘴学舌不大好，有什么意见你直接去和毛主席说去好了。”
田家英听出了刘少奇对自己的厌恶，这也是后来毛泽东和江青严厉批判他后，刘少奇紧接着说：“田家英的思想品质极其恶劣，挑拨离间发展到我们的头上来了。对他不仅仅是批判的问题，必须严肃党的纪律，给予必要的惩办”的原因。这些导致了田家英的自杀，这是后话。
刘少奇说完他的意见后，继续看毛泽东的谈话：“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习实验，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楼里教吗？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刘少奇的目光盯在了有关戚本禹和姚文元这一段上，看了好久，才问：“他对这两个秀才可是评价很高呀！他没有具体地评价《海瑞罢官》吗？”
田家英的脸色一下子通红了，他沉思片刻才说：“评价了，就在毛主席说完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就是没有打中要害时，还有这样的一段话：‘《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儿，彭德怀也是一个海瑞呀！他自称海瑞，也确实有人说他是海瑞。’这个话我和杨尚昆同志、彭真同志研究了以后，觉得这句话分量太重，也和这次关于哲学的谈话的基调不符合，所以删去了，我们没有写进去。”
刘少奇迟疑地问道；“你们这样做好吗？毛泽东同志提出意见来了吗？万一他要追查你们怎么回答呢？这个问题可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呀！”说完，他一个低下头继续看起来：“写书不能像现在这样写法。譬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是有综合的，分析综合是不可分割的’。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是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以分的，什么事都是可分的，什么事都是能够分的。我们不是讲一分为二吗？分析也是这样，但是有不同的情况，譬如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分析，我们过去是怎样分析国民党的？我们说他统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根本的是他们脱离农民、脱离士兵，他们内部有矛盾。我们是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土地少，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援，但是我们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有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够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都没有几个从大学毕业的。我本来没有读过军事书。只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都不带，只有分析敌我斗争的形势，分析具体情况。”看到这里，刘少奇抬起头来，他的思想还在刚才田家英所说的那件事上，说：“我不想介入到这件事情里，如果追查起来，你就说你没有给我讲过这件事。听见了没有？我全当不知道。我希望你们没有事情，有事情我也装作不知道的。你看毛泽东这段话说得多么好。”说着，他就照着记录稿上的话念了起来：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过来改造。俘虏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食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话就是扬弃。杜就是杜聿明这些人。吃饭也是要分析综合。譬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去，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的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他们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继承，还是要继承的。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政治学好的吸收，坏的抛掉。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两重性开始，我们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以后的商品还是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还是二重性。我们的同志也是有两重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没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是有二重性。”
田家英说：“主席在这里是第一次讲自己也有两重性，也就是也有缺点和错误。这对他来说，已经是了不起的进步了……”
刘少奇摇摇头：“我不爱听这些话，希望你以后在我面前少讲这些内容的东西。”他翻着毛泽东谈话的记录，忽然指着一段话给他念道：
“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些了。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最近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没有充足的理由？罗素有没有充足的理由？罗素送给我一个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看看。罗素现在政治好了，反修反帝，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说话的行动。一个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触，左派不能光同左派接触，还要同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
刘少奇说：“毛泽东同志这话说得好，你要好好地理解。这次，他讲了吴晗下去好，我也是这样的主张，让他下去！”这个材料里写着毛泽东谈话的最后一段话：“写哲学能不能改变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伯达同志插话：‘主席除外。’）我做过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几十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好一些。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历史的过程。先搞近百年历史。历史的过程中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历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有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作注释。写序言，政治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大好搞。辩证法过去说过三大规律，斯大林说四大规律，我的意见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样说法可以研究。形式逻辑是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骂我们是‘土匪’；‘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蒋介石是匪徒’。这两种都合乎形式逻辑的，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刘少奇看完这个记录后，对田家英说：“毛泽东同志的谈话里有一些新东西，你们在传达中可以听听各方面的反映。但是不要说我对你谈的这些话，再说一句话：我不想再卷进去了。对毛主席的任何意见，我们能执行的就执行，暂时不能执行的也要讲贯彻，绝对不能硬顶。你可要注意罗瑞卿同志的教训哪。另外，陈伯达处处都是唱赞歌，我看这个人的动机也未必好，他也唱唱我的赞歌嘛。这种人要格外地注意。”
田家英明白了刘少奇这番话的意思了。他想起叶剑英最近在和他谈话的时候，还这样讲：“罗瑞卿的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确实是他咎由自取。早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林总就对部队的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批判了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林总说得非常明确：‘全军的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我们要把这股风坚决地煞住！部队必须很快地来一个转变，不转变部队就会被搞得不像样子，就会吃大亏。’林总着重指示：‘军事训练、生产可以占用一定的时间，但是不应该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一定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这些指示，本来都是完全正确的。可是罗瑞卿硬要小家子气，赌气说林总这些指示是和他故意闹别扭，千方百计地要抵制林总的指示，拒不传达林总的指示，甚至公开反对。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他跑到高等军事院校讲话，说：‘有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的起码含义。其实军事就是政治，军事训练搞不好，浪费事小，打起仗来，就要亡党亡国。一九六四年的大比武本来是建国以来最好一年的军事训练，成绩是主要的，气可鼓而不可泄。可是有人总是要吹冷风，泼凉水。我看这些人就是不怀好意。’他讲这些话都是赌气，其实一点作用也不起，反而暴露了自己，让林总抓住了他的把柄，狠狠地整了他一顿。罗瑞卿跑到毛主席那里来告状，毛主席还能听他的？马上指示：‘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则，谁要反对林彪同志就只好先请他挪个窝了。’罗瑞卿到这个时候还不改悔，硬要鸡蛋碰石头，最后还不是他栽了跟头？”
田家英向叶剑英询问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的概况，问道：“叶群和吴法宪等人揭发罗瑞卿指使刘亚楼向叶群同志提出四条意见，希望林彪同志接受的事情究竟是真是假？”叶剑英对田家英说：“现在罗瑞卿死也不承认，但是我认为是可能的。那四条的主要内容是要林彪同志不要多管部队的事情，一切交给罗瑞卿去管，并说：‘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嫌林彪管事太多的这些话，罗瑞卿在一些场合里也讲过。据说，叶群当场就把刘亚楼给顶回去了，刘亚楼又找到林总，提出了这四条意见，林总也批评了刘亚楼。这事情看来比较复杂了。毛主席的态度是，不管有还是无，罗瑞卿不尊重林总的态度总是错误的，就是要好好地批评批评。”
田家英对叶剑英说：“现在主席搞运动的矛头越来越表现出是对准共产党内的领导干部了，这样的革命会产生什么后果，请剑英同志好好地考虑考虑。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主席的批示中出现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这样一来，就把官僚主义者作为一个阶级来对待，是否科学？这在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里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真正这样地宣传起来，是否会在全国造成混乱？也造成理论上的歧义？我个人认为主席这样讲，反而会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对巩固我们党的威信没有什么益处。”
叶剑英说：“这话你可不要随便讲，你是主席身旁的人，讲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依我看，主席的这个研究是下了功夫，作了一定的调查研究的。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央发的二十三条，就是在总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科学论断．里面也明确她规定了这么一条：‘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在上面的，有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主席既然这样讲，肯定是有所指的。你以后不要再胡说了。”当然，田家英没有想到，叶剑英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他的谈话全部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笑了笑，对叶剑英说：“田家英是个张松式的人物，我早就有所觉察。让他继续暴露吧，看他能走到什么地步！”
第二十五章 见机行事
＇毛泽东日夜翻阅各省的报纸，密切关注全国的动态。当他认为自己面临封锁的环境和条件下，只有依靠自己的老婆才觉得唯一可行……＇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江青通过《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秘密通知《红旗》杂志的编委、哲学家关锋速来上海。他们要见他。上海毛泽东的秘密驻地，此刻只有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毛泽东已告随行人员：任何人不得在此时干扰他和江青的谈话。眼下，他神情激动地坐在单人沙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