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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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给我找来这篇文章，我要仔细地研究研究。”江青从张春桥手里拿走了那篇文章，然后用两天的时间进行了研究。
这篇文章写道：“我们一向珍视祖国的史学遗产，我们说必须经过批判，吸取其中的精华。你要批判吗？他就说你是‘虚无主义’，抹煞遗产；你要继承吗？他就自居遗产，‘继承我就是继承遗产’。这些史学家，就反对批判，企图把剥削阶级的意识偷运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来。这些史学家的灵魂深处，还是充满着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家思想。虔诚地向孔夫子偶像行礼的人，难道不就是典型的例证吗？
“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任何人都不得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当然，在史学界任何试图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探索历史问题的新见解、旧观点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在这种理论的自由争论中必然涉及到某些人，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可是，某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却本着旧学术界的传统习惯，疑神疑鬼，恶意揣测，某某人在打击某某人，某某派在进攻某某派，以旧社会勾心斗角的宗派情绪，歪曲学术上某些原则性的是非之争，并且散布流言蜚语，企图把严肃的科学问题，转化为庸俗的人事纠纷。他们利用某些史学工作者在政策的理解上或历史理论观点上的某些分歧，极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纵横扒开，上下跳，拥护某某，反对某某，硬把旧学术界的卑劣手法，塞进今天的史学界。难道他们不是利用这种手段，打击左派，企图瓦解我们革命的史学队伍吗？
“某些资产阶级史学家，企图垄断史学论坛。他们懵懵然，昏昏然，自封权威，君临于史学界。他们在宗派情绪支配下，形成‘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学阀作风。他们的矛头特别指向青年史学工作者，冷嘲热讽，肆意谩骂，说青年‘幼稚’、‘无知’、‘空洞’，是破坏他们‘伟大建树’的‘爆破手’。企图用这样的手法，把革命的青年史学工作者打下去。另一方面，对于少数亦步亦趋跟着他们走的青年，却认为是天才，是希望所在，大肆吹嘘，赞不绝口，培养起他们的接班人来了……”
江青看到这里，马上引起了兴趣。她把这篇文章推荐给毛泽东，说：“尹达的这篇文章，本来是很好地批判资产阶级史学观的束西，但是中宣部却扣压，他们总是不择手段地压制和打击小人物的东西，为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开道。这个问题迟早应该解决。否则，史学界就不能革命，就不会有生动活泼的景象。如果继续容忍他们死气沉沉地下去，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毛泽东早就听到了一些风声，就把这篇文章进行了阅读：
尹达的文章里写道：“我们提倡‘以论带史’。就是说，我们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历史，对于大量史实给以科学的分析，反对‘为史实而实史’、‘史料即史学’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这一方针本来是十分明确的。但是，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却把‘以论带史’歪曲为‘以论代史’，并且大加攻击。他们把理论同史实对立起来，以‘尊重史实’为名，行其‘史料即史学’之实。他们片面夸大‘考据’的作用，企图以考据学抵制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难道不是要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历史科学的指导吗？”
毛泽东看到这里，用红铅笔在上面划了一个很重的记号。然后，继续往下看：
“高度革命性与高度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特征。而某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却把革命性和科学性割裂开来，自居于‘科学性’，自外于‘革命性’。说什么现在‘只有革命性，而无科学性’，‘要末，就要科学性；要末，就要革命性’。试问，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还有什么科学性的史学呢？难道这不是抗拒马克思主义吗？
“我们说，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研究社会的历史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具体分析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某些史学家却认为‘阶级分析并不是万应膏’，‘研究原始社会就不需要阶级分析’，企图否定阶级分析是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试问，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能够用所谓超阶级的观点吗？世世代代的史书都在诬蔑劳动人民，这不是剥削阶级的阶级观点吗？试问，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怎么能够了解原始社会从没有阶级到阶级发生的真实过程呢？
“一位史学家曾这样讽刺一部中国历史的稿子：‘见农民就捧，见地主就打’，把这说成是两大罪状。这样的话竟会出在一位自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口！我们要向：你们是否主张‘见农民就打，见地主就捧’呢？”
毛泽东看到这里，把划出来的地方指给江青看，说：“这些观点和批判，都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这样的文章不能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你可以质问一下陆定一，看他怎样解释？”
这篇文章经毛泽东之手送到陈伯达手里的时候，他对其中的这段话深思了很久：
“这些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挺身而出，为保卫帝王将相而战，为纠正‘不良学风’而战，为反对‘非历史主义’而战。于是，一系列的座谈会、报告会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所谓史学理论家的文章就出笼了。他们极力美化帝王将相，他们认为对帝王将相只能歌颂，不能批判。谁要批判，就是‘虚无主义’，‘非历史主义’。历史上的农民，竟成了他们诬蔑的对象。一说农民落后，只想发财致富，只想做皇帝；二说农民起义没有自己的思想，不反对地主阶级，不反对封建制度；三说农民粗暴，杀人太多，往往造成瘟疫，造成社会的分裂局面。总之，帝王将相成了历史的‘光明面’，而农民却成了历史的‘黑暗面’。这就是他们的‘历史主义’。”
他问道：“尹达的这段话究竟是指谁呢？不点名就容易引起大的麻烦，很多会对号入座的。我看最好还是点名批判。”
毛泽东说：“点名不点名现在已经没有多大的必要了。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我就是紧紧抓住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不放，到现在才抓出了点名堂。许多问题揭不开他们的盖子，如批判田汉、夏衍、齐燕铭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没有大的收获。直到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周谷成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等等后，形势出现了转机。不把学术领域里的盖子揭开，政治上的路线是非也就很难分清。你要注意这方面的工作，不要还是像过去那样总是企图脚踏两只船，路线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嘛！”
陈伯达说：“我当然是要站在主席这一边的，其他人的话我是从来不那么相信的。”
“那好，我就是要看你的行动的。”毛泽东用这句话结束了和他的谈话。
第二十一章 东山再起
＇毛泽东说：“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就是要引蛇出洞……”＇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一发表，神秘的江青突然地在上海露面了。
她将曹荻秋、张春桥等几个市委书记处的书记们叫到她下榻的丁香花园住地，细声慢语地说：“姚文元同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捅下了马蜂窝。你们知道吗？北京现在炸开了锅。彭真坐不住了，还有那几个老爷们也都坐不住了，看来我们确实打在了他们的疼处。姚文元同志，主席关注他已经好久了，快十年了。你们还记得吧？早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的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主席在谈到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时，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过去我们不得不请资产阶级当参谋，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几亿农民，七百万生产工人，二千多万干部和教员，资产阶级的海洋把我们淹到胸口，有的人被淹死了，刘绍棠成了右派，姚文元不错，比流沙河好。’也就是说，早在一九五八年，我们的主席已经对姚文元作过高度的评价。这一次，他再次放了重要的一炮。这一炮的炮手是谁？我在这里悄悄地告诉你们，但是要保密，炮手就是毛主席！”
张春桥说：“在北京的许多朋友和对手都纷纷来信、来电话，要摸姚文元的背景。”
“告诉他们，没有背景。不管他们打听谁，都不要透露半点！”
这时曹荻秋也深深感到这不是一件小事了。他知道毛泽东在文章发表之前曾三次审阅了这篇文章，并征询过他的意见。那天，毛泽东的神色经常激动，对他说：“在北京我快成了光杆司令了，说话没人听，毫无办法，只好借助贵方的风水宝地复辟了。”开头，曹荻秋以为毛泽东是在讲笑话，现在他却意识到这的确是场含义很深的政治斗争。因为毛泽东再三交代：“我在上海的活动，对外绝对保密，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能泄露给北京。”江青俨然是这里的主帅。她说：“我看围绕《海瑞罢官》而展开的讨论，就由张春桥同志全面负责。要注意引蛇出洞，把隐藏很深的坏人钓出来，把各种不同意见都放出来，这样才能分清阵线，看清每个人的庐山真面目。来自各方面攻击姚文元同志的言论，都要一一记录在案，将来再说，总要清账的。”
“不过，大鱼未必好钓呀！”张春桥说，“躲在幕后的像是一些老奸巨猾的政治油子，他们不肯轻易上钩的。再说上面的动态也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人都是看上面的风向而行事的。没有上面的暗示，谁也不会公开造次。”
江青微微一笑，笑得非常恰当：“这篇文章没有惊动北京，就是要着看上面的风向。主席说过了：要把这篇文章作为温度计和试风标，迫使一些人亮相。我们可以诱敌深入有步骤地展开讨论，故意先发表一些反对姚文元同志的文章，造成一种争鸣的样子，那伙对党怀有仇恨的人就非跳不可。不跳是不可能的，他们为他们的反动本性所决定，是一定会同我们较量的。等他们跳出来后，再‘围而不歼’，让他们自相矛盾，让他们暴露自身的弱点，然后再有准备、有计划地歼灭他们。”
“好！好极了！”张春桥差点拍着大腿叫起来。“江青同志不但在文艺上内行，搞政治也很内行。当初江青跟着主席打仗，学会了不少主席的军事思想。”
所有这些，在北京的中央核心人物毫无所知。但是，康生对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打了个怔，他对曹轶欧脱口而出：“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的时间，和中央发出通知把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调到广东省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时间正好同天。莫非这里面有什么关系？主席这个人是最喜欢搞一些政治游戏的，我得好好想一想。我曾经对江青同志谈过吴晗写的《海瑞罢官》的问题，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写出了批判文章。看来主席是要有行动了。”康生把姚文元的文章连续看了两遍，才决定给江青打电话。“姚文元的文章我看过了，写得很好呀！”康生主动地说，“我早就觉得吴晗一九六一年炮制出这个戏是有问题的。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自不量力的人物，总是想自比海瑞，其实海瑞并不是一个好的角色。充其量是一个伪君子罢了。但是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没有把这些事情都写透。他对明史不是太熟悉的。”
江青说：“这只是头一炮，还要看看各方面的反应再说。”
这下，康生摸住关键了，他对曹轶欧说：“姚文元的文章是江青同志抓的，她现在不会亮相，她要看看风声再说。我们要沉得住气，恐怕这次又要有一场大的较量呢。”这话让他说准了。彭真看完这篇文章后，认为是对北京市委的突然袭击。他说：“我倒要看看搞这个名堂的人究竟怎样收场，我就不相信广大的学术工作者会同意这样霸道的文章，我们要用事实和群众的舆论来回击这种袭击。”他对陆定一说：“你也听听多数同志的意见，对上海某些人不要客气，我看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把柄，只要北京的行动保持统一，他们的计划就得落空。”
“姚文元的文章可能是有后台的，不可低估。”陆定一说。
彭真不以为然地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吴晗同志就没有后台了吗？难说吧！”
于是，彭真和中宣部连续开了几个座谈会，征询学术界和文化界对姚文元文章的反映。
彭真说：“姚文元要在政治上置吴晗死地，能否成功？给一个人定罪难道就是一篇文章能够办到的吗？如果这样的风气一开，我们的组织机构还要不要？大家可以展开讨论。我听说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是历史反革命，起码是叛徒，不知道你们清楚不清楚？姚文元到处发动战争，在学术领域出了不少的风头，这次还想捞一把，我要让他什么也捞不到。”
经过这番引导，参加讨论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反对姚文元的观点。彭真深深地感觉到，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恰恰抬高了吴晗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和地位，吴晗比以前更吃香了，仿佛成为一个英雄。
元史专家瓮独健教授说：“姚文元最后一段议论提出《海瑞罢官》影射现实，过了头，超过了学术范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和秦桧陷害岳飞时的理由一样。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狱、置田同现实类比，请问你是什么存心？你故意这样套，是不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开了头，请问谁还敢再写剧本？新编历史剧本来就少得可怜，如果再这样批判，历史领域里就成为一个禁区了。动不动就用阶级斗争的框框乱套，非把问题搞复杂不可。”
周谷城早就领教过姚文元的棍子，这时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姚文元惯于陷人于罪，天理难容！我十分怀疑，姚文元到处批判别人，为什么别人就不能批判批判他？现在是毁灭一个人容易，真正要树立起一个正确的理论就难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建设，要培养起我们自己的历史学家来。”胡愈之也斩钉截铁地说：“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吴晗是不会反党的。姚文元把问题弄到政治上，完全是别有用心！你说吴晗是为自留地翻案，究竟有什么根据？”
著名科学家周培源说：“吴晗是进步的历史学家，哪里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姚文元怎么会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我看姚文元已经不是学术讨论，比法院给人下判词还要恶劣。我们的党报怎么能容忍这样的文章公开发表？”历史学家剪伯赞说：“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人。吴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几事也要有个‘一分为二’。一个同志写文章，难道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如果整吴晗，我看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当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关键是要让人说话，让大家展开辩论，有一种理论讨论的味道。只要说理，什么样的讨论都是可以的。”
考古学家夏鼎还特地写了一首《赠吴晗》的诗：“史学文才两绝畴，十年京兆擅风流。无端试笔清官戏，纱帽一丢成秃头。”他说，“我写这样的诗词，是为了让吴晗同志谨慎，
“你给我找来这篇文章，我要仔细地研究研究。”江青从张春桥手里拿走了那篇文章，然后用两天的时间进行了研究。
这篇文章写道：“我们一向珍视祖国的史学遗产，我们说必须经过批判，吸取其中的精华。你要批判吗？他就说你是‘虚无主义’，抹煞遗产；你要继承吗？他就自居遗产，‘继承我就是继承遗产’。这些史学家，就反对批判，企图把剥削阶级的意识偷运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来。这些史学家的灵魂深处，还是充满着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家思想。虔诚地向孔夫子偶像行礼的人，难道不就是典型的例证吗？
“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任何人都不得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当然，在史学界任何试图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探索历史问题的新见解、旧观点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在这种理论的自由争论中必然涉及到某些人，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可是，某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却本着旧学术界的传统习惯，疑神疑鬼，恶意揣测，某某人在打击某某人，某某派在进攻某某派，以旧社会勾心斗角的宗派情绪，歪曲学术上某些原则性的是非之争，并且散布流言蜚语，企图把严肃的科学问题，转化为庸俗的人事纠纷。他们利用某些史学工作者在政策的理解上或历史理论观点上的某些分歧，极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纵横扒开，上下跳，拥护某某，反对某某，硬把旧学术界的卑劣手法，塞进今天的史学界。难道他们不是利用这种手段，打击左派，企图瓦解我们革命的史学队伍吗？
“某些资产阶级史学家，企图垄断史学论坛。他们懵懵然，昏昏然，自封权威，君临于史学界。他们在宗派情绪支配下，形成‘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学阀作风。他们的矛头特别指向青年史学工作者，冷嘲热讽，肆意谩骂，说青年‘幼稚’、‘无知’、‘空洞’，是破坏他们‘伟大建树’的‘爆破手’。企图用这样的手法，把革命的青年史学工作者打下去。另一方面，对于少数亦步亦趋跟着他们走的青年，却认为是天才，是希望所在，大肆吹嘘，赞不绝口，培养起他们的接班人来了……”
江青看到这里，马上引起了兴趣。她把这篇文章推荐给毛泽东，说：“尹达的这篇文章，本来是很好地批判资产阶级史学观的束西，但是中宣部却扣压，他们总是不择手段地压制和打击小人物的东西，为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开道。这个问题迟早应该解决。否则，史学界就不能革命，就不会有生动活泼的景象。如果继续容忍他们死气沉沉地下去，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毛泽东早就听到了一些风声，就把这篇文章进行了阅读：
尹达的文章里写道：“我们提倡‘以论带史’。就是说，我们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历史，对于大量史实给以科学的分析，反对‘为史实而实史’、‘史料即史学’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这一方针本来是十分明确的。但是，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却把‘以论带史’歪曲为‘以论代史’，并且大加攻击。他们把理论同史实对立起来，以‘尊重史实’为名，行其‘史料即史学’之实。他们片面夸大‘考据’的作用，企图以考据学抵制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难道不是要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历史科学的指导吗？”
毛泽东看到这里，用红铅笔在上面划了一个很重的记号。然后，继续往下看：
“高度革命性与高度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特征。而某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却把革命性和科学性割裂开来，自居于‘科学性’，自外于‘革命性’。说什么现在‘只有革命性，而无科学性’，‘要末，就要科学性；要末，就要革命性’。试问，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还有什么科学性的史学呢？难道这不是抗拒马克思主义吗？
“我们说，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研究社会的历史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具体分析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某些史学家却认为‘阶级分析并不是万应膏’，‘研究原始社会就不需要阶级分析’，企图否定阶级分析是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试问，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能够用所谓超阶级的观点吗？世世代代的史书都在诬蔑劳动人民，这不是剥削阶级的阶级观点吗？试问，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怎么能够了解原始社会从没有阶级到阶级发生的真实过程呢？
“一位史学家曾这样讽刺一部中国历史的稿子：‘见农民就捧，见地主就打’，把这说成是两大罪状。这样的话竟会出在一位自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口！我们要向：你们是否主张‘见农民就打，见地主就捧’呢？”
毛泽东看到这里，把划出来的地方指给江青看，说：“这些观点和批判，都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这样的文章不能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你可以质问一下陆定一，看他怎样解释？”
这篇文章经毛泽东之手送到陈伯达手里的时候，他对其中的这段话深思了很久：
“这些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挺身而出，为保卫帝王将相而战，为纠正‘不良学风’而战，为反对‘非历史主义’而战。于是，一系列的座谈会、报告会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所谓史学理论家的文章就出笼了。他们极力美化帝王将相，他们认为对帝王将相只能歌颂，不能批判。谁要批判，就是‘虚无主义’，‘非历史主义’。历史上的农民，竟成了他们诬蔑的对象。一说农民落后，只想发财致富，只想做皇帝；二说农民起义没有自己的思想，不反对地主阶级，不反对封建制度；三说农民粗暴，杀人太多，往往造成瘟疫，造成社会的分裂局面。总之，帝王将相成了历史的‘光明面’，而农民却成了历史的‘黑暗面’。这就是他们的‘历史主义’。”
他问道：“尹达的这段话究竟是指谁呢？不点名就容易引起大的麻烦，很多会对号入座的。我看最好还是点名批判。”
毛泽东说：“点名不点名现在已经没有多大的必要了。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我就是紧紧抓住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不放，到现在才抓出了点名堂。许多问题揭不开他们的盖子，如批判田汉、夏衍、齐燕铭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没有大的收获。直到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周谷成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等等后，形势出现了转机。不把学术领域里的盖子揭开，政治上的路线是非也就很难分清。你要注意这方面的工作，不要还是像过去那样总是企图脚踏两只船，路线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嘛！”
陈伯达说：“我当然是要站在主席这一边的，其他人的话我是从来不那么相信的。”
“那好，我就是要看你的行动的。”毛泽东用这句话结束了和他的谈话。
第二十一章 东山再起
＇毛泽东说：“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就是要引蛇出洞……”＇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一发表，神秘的江青突然地在上海露面了。
她将曹荻秋、张春桥等几个市委书记处的书记们叫到她下榻的丁香花园住地，细声慢语地说：“姚文元同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捅下了马蜂窝。你们知道吗？北京现在炸开了锅。彭真坐不住了，还有那几个老爷们也都坐不住了，看来我们确实打在了他们的疼处。姚文元同志，主席关注他已经好久了，快十年了。你们还记得吧？早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的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主席在谈到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时，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过去我们不得不请资产阶级当参谋，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几亿农民，七百万生产工人，二千多万干部和教员，资产阶级的海洋把我们淹到胸口，有的人被淹死了，刘绍棠成了右派，姚文元不错，比流沙河好。’也就是说，早在一九五八年，我们的主席已经对姚文元作过高度的评价。这一次，他再次放了重要的一炮。这一炮的炮手是谁？我在这里悄悄地告诉你们，但是要保密，炮手就是毛主席！”
张春桥说：“在北京的许多朋友和对手都纷纷来信、来电话，要摸姚文元的背景。”
“告诉他们，没有背景。不管他们打听谁，都不要透露半点！”
这时曹荻秋也深深感到这不是一件小事了。他知道毛泽东在文章发表之前曾三次审阅了这篇文章，并征询过他的意见。那天，毛泽东的神色经常激动，对他说：“在北京我快成了光杆司令了，说话没人听，毫无办法，只好借助贵方的风水宝地复辟了。”开头，曹荻秋以为毛泽东是在讲笑话，现在他却意识到这的确是场含义很深的政治斗争。因为毛泽东再三交代：“我在上海的活动，对外绝对保密，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能泄露给北京。”江青俨然是这里的主帅。她说：“我看围绕《海瑞罢官》而展开的讨论，就由张春桥同志全面负责。要注意引蛇出洞，把隐藏很深的坏人钓出来，把各种不同意见都放出来，这样才能分清阵线，看清每个人的庐山真面目。来自各方面攻击姚文元同志的言论，都要一一记录在案，将来再说，总要清账的。”
“不过，大鱼未必好钓呀！”张春桥说，“躲在幕后的像是一些老奸巨猾的政治油子，他们不肯轻易上钩的。再说上面的动态也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人都是看上面的风向而行事的。没有上面的暗示，谁也不会公开造次。”
江青微微一笑，笑得非常恰当：“这篇文章没有惊动北京，就是要着看上面的风向。主席说过了：要把这篇文章作为温度计和试风标，迫使一些人亮相。我们可以诱敌深入有步骤地展开讨论，故意先发表一些反对姚文元同志的文章，造成一种争鸣的样子，那伙对党怀有仇恨的人就非跳不可。不跳是不可能的，他们为他们的反动本性所决定，是一定会同我们较量的。等他们跳出来后，再‘围而不歼’，让他们自相矛盾，让他们暴露自身的弱点，然后再有准备、有计划地歼灭他们。”
“好！好极了！”张春桥差点拍着大腿叫起来。“江青同志不但在文艺上内行，搞政治也很内行。当初江青跟着主席打仗，学会了不少主席的军事思想。”
所有这些，在北京的中央核心人物毫无所知。但是，康生对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打了个怔，他对曹轶欧脱口而出：“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的时间，和中央发出通知把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调到广东省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时间正好同天。莫非这里面有什么关系？主席这个人是最喜欢搞一些政治游戏的，我得好好想一想。我曾经对江青同志谈过吴晗写的《海瑞罢官》的问题，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写出了批判文章。看来主席是要有行动了。”康生把姚文元的文章连续看了两遍，才决定给江青打电话。“姚文元的文章我看过了，写得很好呀！”康生主动地说，“我早就觉得吴晗一九六一年炮制出这个戏是有问题的。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自不量力的人物，总是想自比海瑞，其实海瑞并不是一个好的角色。充其量是一个伪君子罢了。但是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没有把这些事情都写透。他对明史不是太熟悉的。”
江青说：“这只是头一炮，还要看看各方面的反应再说。”
这下，康生摸住关键了，他对曹轶欧说：“姚文元的文章是江青同志抓的，她现在不会亮相，她要看看风声再说。我们要沉得住气，恐怕这次又要有一场大的较量呢。”这话让他说准了。彭真看完这篇文章后，认为是对北京市委的突然袭击。他说：“我倒要看看搞这个名堂的人究竟怎样收场，我就不相信广大的学术工作者会同意这样霸道的文章，我们要用事实和群众的舆论来回击这种袭击。”他对陆定一说：“你也听听多数同志的意见，对上海某些人不要客气，我看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把柄，只要北京的行动保持统一，他们的计划就得落空。”
“姚文元的文章可能是有后台的，不可低估。”陆定一说。
彭真不以为然地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吴晗同志就没有后台了吗？难说吧！”
于是，彭真和中宣部连续开了几个座谈会，征询学术界和文化界对姚文元文章的反映。
彭真说：“姚文元要在政治上置吴晗死地，能否成功？给一个人定罪难道就是一篇文章能够办到的吗？如果这样的风气一开，我们的组织机构还要不要？大家可以展开讨论。我听说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是历史反革命，起码是叛徒，不知道你们清楚不清楚？姚文元到处发动战争，在学术领域出了不少的风头，这次还想捞一把，我要让他什么也捞不到。”
经过这番引导，参加讨论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反对姚文元的观点。彭真深深地感觉到，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恰恰抬高了吴晗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和地位，吴晗比以前更吃香了，仿佛成为一个英雄。
元史专家瓮独健教授说：“姚文元最后一段议论提出《海瑞罢官》影射现实，过了头，超过了学术范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和秦桧陷害岳飞时的理由一样。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狱、置田同现实类比，请问你是什么存心？你故意这样套，是不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开了头，请问谁还敢再写剧本？新编历史剧本来就少得可怜，如果再这样批判，历史领域里就成为一个禁区了。动不动就用阶级斗争的框框乱套，非把问题搞复杂不可。”
周谷城早就领教过姚文元的棍子，这时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姚文元惯于陷人于罪，天理难容！我十分怀疑，姚文元到处批判别人，为什么别人就不能批判批判他？现在是毁灭一个人容易，真正要树立起一个正确的理论就难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建设，要培养起我们自己的历史学家来。”胡愈之也斩钉截铁地说：“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吴晗是不会反党的。姚文元把问题弄到政治上，完全是别有用心！你说吴晗是为自留地翻案，究竟有什么根据？”
著名科学家周培源说：“吴晗是进步的历史学家，哪里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姚文元怎么会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我看姚文元已经不是学术讨论，比法院给人下判词还要恶劣。我们的党报怎么能容忍这样的文章公开发表？”历史学家剪伯赞说：“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人。吴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几事也要有个‘一分为二’。一个同志写文章，难道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如果整吴晗，我看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当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关键是要让人说话，让大家展开辩论，有一种理论讨论的味道。只要说理，什么样的讨论都是可以的。”
考古学家夏鼎还特地写了一首《赠吴晗》的诗：“史学文才两绝畴，十年京兆擅风流。无端试笔清官戏，纱帽一丢成秃头。”他说，“我写这样的诗词，是为了让吴晗同志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