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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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有时也发怒、骂人，但是像这么大的火，而且将手中的书本摔到地上，却是少有的。毛泽东的这个态度，使在场的江青和几个身边人员都掉了眼泪。江青马上找来他要的党章和宪法，毛泽东翻开找到了条文，说：“党章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我是党员我有这个权利，为什么他们要剥夺？宪法规定每个公民有言论的自由，我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也同样有讲话的自由。这个权利我要争夺，不然的话，他们今后就更加无法无天了！”林彪闻讯回去以后给毛泽东打来电话，说：“我思考了很久，认为这不是小问题，而是原则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此风不可长呀！”
就在这时，中央办公厅给毛泽东转来一封信，署名“中共一党员”，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六日写给中央监委的，内容如下：
“兹将近来听到的有关王光美同志的一些意见，向党汇报如下：
“群众意见：‘王光美在旧社会吃得开，当交际花，做李宗仁的干女儿（是否确实，请查！）新社会更吃得开了……’；‘王光美这回可抖起来了’；‘臭美，是辅仁大学的都知道她的老底子……’；‘她有什么资格站在天安门的第一排上向群众招手？（指人民日报照片及国庆电视）。’凭什么把他的哥哥提拔得那么快？这不是裙带关系又是什么？；‘怎么王家这些资产阶级子弟改造得这么快？’；‘他哥哥在四机部五反中几次下不了楼，可还是得到了保护！’；‘刘主席多少好人不找，偏偏要找她！’。
“党内同志亦有意见，不过是敢怒不敢言而已。但是自由主义仍存在，私下小议论仍然不可免。主要内容有：‘作为夫人和工作人员可以上天安门招待外宾，但站在第一排向群众招手，以领袖自居，本人太不自觉，亦损害领袖的威信。’‘对王光美桃园经验报告的意见：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下乡工作五个月，完全是应该的正常的，不值得如此大肆表扬，捧为全国的一本经！她在乡下的工作是否一次成功？她在乡下泄密（指她既然改了名字，但她需要压服人的时候就暴露她的身份）以夫人资格压服人，究竟有多大的成绩？她的报告内容真的是出自她本人的水平吗？’
“我们党有很多同志长期埋头在下层工作，为什么不可以从他们中找典型来教育大家？对领袖如此做法未免感到遗憾！刘主席是领导全党全国进行阶级斗争的，为什么爱找地主（女儿）阶级出身的人当夫人？这些人在他身边，真替他耽优！如果说主席结婚就能把他的老婆改造好了，那么，刘少奇以前多次离婚，又说明了什么呢？
“‘言教不如身教’。全国解放后，相当多的首长改组家庭。请督察委查查那些女人的出身是什么成份？现在，反修防修、阶级教育提得更高，首长们是领导全国革命的，万一让‘美人’缠住了，怎么办？令人担心！所以，我建议：可否劝告王光美同志放自爱点，老老实实地当夫人，不要冒充领袖。请领袖也不要亲自去表扬她，是好的群众也不会说她不好，要相信群众嘛！”
江青对毛泽东说：“这封信虽然有些偏激，但是说明了王光美在党内并不是得人心的，是否把这封信转发下去？也让有关同志了解一下情况。”
毛泽东摇摇头：“我看没有必要，这都是一些鸡毛蒜皮，可以把信让刘少奇看看，让他知道什么是人心所向就得了。这类事情，轮到谁头上也是有的，我们不要借用那些小动作。马列主义要采取正大光明的斗争战略，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态度，就是一次公开的宣言，要在我们党内特别是最高层，公开我的基本态度，你们可以作一个调查研究，看看究竟有多少人是真正站在我这边的，有多少人是跟着人家走的，掌握了这个情况我就胸中有数了。”
第十五章 难求平衡
＇毛泽东说：“我和少奇是兵对兵、将对将、老婆对老婆，来一个竞赛，看看究竟谁手里有马克思主义，比一比谁手里的真理多一些，检验一下谁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我就不相信你王光美同志比江青高明！”＇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一岁的生日。
从来不主张给自己祝寿的毛泽东，突然破例地对江青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自己的秘书田家英说：
“我的生日到了，一不摆宴，二不让人送礼，就在人民大会堂里请上几个劳动模范，请上几位中央负责人，谈一谈话，也算开一个小会，表示庆祝，你们看怎么样？”
江青说：“可以，就这么办吧。”
于是，这天上午，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上山下乡青年董加耕、邢燕子等人，和中央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李富春等人都兴致勃勃地赶来出席毛泽东的生日宴会。
毛泽东一见陈永贵，当着刘少奇等人的面就问他：“你们那里的四清运动搞得怎么样？”
陈永贵回答：“搞得很好，经过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都普遍地提高了。”
“好！”毛泽东说，“就是要提高社员们的社会主义觉悟，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仅仅是整一些什么四不清的人的问题。哪个社会没有四不清的人？我们的社教如果仅仅是解决四不清的问题那就大低劣了，我们是要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
刘少奇觉得很难堪，就没有多说话，只是在和毛泽东碰杯的时候说了句：“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你是否认为我会死在你的前头吧？”毛泽东突然幽默地说，“我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是我觉得身体还很好，还能再干几十年，我是不会轻易地去见马克思的，因为我还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全面胜利。”
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和陈永贵等劳模和群众的代表在一个桌子，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人在另外一个桌子上，江青不停地走来走去，给人们敬酒。
毛泽东来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面前时，说了这样几句话：“王光美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在全国出足了风头，很好。少奇同志给我们带了一个头，我也不能落后。我和少奇是兵对兵、将对将、老婆对老婆，来一个竞赛，看看究竟谁手里有马克思主义，比一比谁手里的真理多一些，检验一下谁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我就不相信你王光美同志比江青高明！”周恩来悄悄地对旁边的人解释：“主席今天喝了不少酒，讲的话大家要正确理解。”
于是，在场的人们都把话题转移到了社教上了。
毛泽东对劳模们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一个女儿嫁给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者，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可以给大家透个风，我就是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的对象！你们回去以后要把我的话讲给群众听，看看你们周围，你们的上面究竟是不是这样！”
他问陈永贵：“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你怎么办？”
“那没有说的，坚决发动群众把他们斗倒斗臭！”陈永贵回答得很干脆。
刘少奇和邓小平面面相觑，没有再说什么。
毛泽东说：“有人以为，四清就是要解决什么四不清的问题，四不清的说法没有触及到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没有打到问题的要害处。天津市郊小站公社的四清，一九六四年一月，工作队开始扎根串连搞运动，没有发现阶级斗争大的表现。陈伯达同志二月下旬进点，是我给他讲了许多话的。同时抽调了一些比较强的干部进了村，一下子就搞出了三个反革命集团。这三个反革命集团都是反动阶级有计划地打人了我们的内部，长期窃取了当地党政大权，建立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所以，我就坚决地主张，凡是被敌人操纵或者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这才是我们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的问题实质。”
第二天，即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工作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二十三条草案，他对毛泽东说：“你身体不大好，明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问题，你就不必来了。”
毛泽东脸色一变，说：“你不想让我说话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请我来我未必就来，你们不想让我来，我偏要来。”他对江青说，“现在他们想给我划定框框，我就是要坚决地打破他们划定的界限。不能由他们来操纵我的活动。”
于是，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听取了一些人的发言后，再次发表讲话：“这次社教，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不要再像有些人所讲的，是解决什么回不清矛盾，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的问题，等等。你们要善于抓住一切问题的‘纲’，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有的人认为我的话是老生常谈，不那么想听，他们以为自己的翅膀已经硬了，可以丢掉我这把刀子了，我可以让步，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不让我让步。林彪同志已经表示，解放军还要继续高举我的这面旗帜，你说我该怎么办？继续工作嘛！”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再次来到了全国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会议的会场，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慌忙站了起来，将会议主席台的中央位置让给了他。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坐在了正中央，微微笑道：“我身体好了，要来参加参加你们这个会议，可以吗？看来你们不是全部反对，那我就要参加了。”
这次会议上，当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就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发言完毕后，毛泽东讲话了：“我今天不仅想参加会议，而且还想讲讲话，你们欢迎吗？”这时，会场里一片掌声，他笑了：“看来我还是有点基础的，没有到了被人赶下台的地步。今天开会，我把党章和宪法都带来了，无论我作为党员还是公民，都有讲话的权利嘛。有人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什么问题，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很不清楚。什么‘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呀，什么‘党内外的矛盾交叉’呀，等等，都是放屁！”
刚刚刘少奇还在这样讲，现在毛泽东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与会者全部怔住了。刘少奇虽然在表面上还能沉得住气，但是脸色显然大变。
毛泽东继续说：“搞四清，不是让你们去搞特务活动，鬼鬼祟祟，神神秘秘，把矛头指向了群众，你不相信群众嘛！什么‘解决公私关系问题’，什么‘清理阶级成分，建立阶级档案’，什么‘对全部四类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并且对他们进行处理’，都不应该是这次运动的重点。这样提法，只会使这次运动一开始就走向邪路，让社员群众都人心惶惶，不得安宁。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员中的问题一律不整，是个正面教育的问题。”
与会者一下子都明白了，毛泽东是在批评刘少奇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里的内容。
毛泽东把那个文件扔到了桌子上，继续说：“你们看看这篇东西里有多少是针对社员的！”经毛泽东划出来的段落主要有：
第一条题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里有：“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解决公私关系问题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发动群众对全部四类分子进行一次全面的评审。对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并且对他们进行处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整顿共青团的基层组织、妇联会的基层组织、民兵组织、治安保卫组织和农村其他组织。”毛泽东曾经对江青、陈伯达说：“你看这里面包罗万象，打击面很宽广，有多少对象都能包含住，就是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条题为“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里有：“现在，敌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方法再加狡猾了。他们对干部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还利用我们文件中的某些条文同我们进行合法斗争。这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对于这种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对于这样一场新的革命，我们还很不熟悉。如果不亲自深入实践，就不会真正地懂得它，当然也就不能正确地领导它。所以，这些同志的亲自蹲点，是领导好这次大革命运动的前提条件。”
毛泽东对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人说过：“刘少奇所说的四清究竟是一场什么革命？革命的对象究竟是什么人？他在这里所讲的‘敌人’又是谁？哪里有这样的敌人？一切都很糊涂，说穿了，都是一些社员群众！”
江青说：“《后十条》里的第三条‘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里充满了这样的词汇：‘教育和批评群众中一些损害集体经济利益行为的人，热心发展小自由的人、不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人，使他们改正错误。’‘教育群众把私占的集体财物和国家物资交出来’，‘教育群众退出占用的集体耕地’，一句话，他的斗争矛头大都是针对群众中的问题的，连半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话都没有。这样的革命，怎么能谈得上解决了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问题呢？都是鬼话！”
第四条的标题是“建立坚强的贫、下中农组织”，但是对这个组织的规定是这样的：“贫、下中农组织的建立，必须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随着运动的深人，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的方法。关键是扎正根子。首先吸收的，应当是立场好、劳动好、热爱集体、觉悟较高、政治纯洁的贫、下中农。对于一些缺点较多、立场不好、劳动不好的贫、下中农，应当在运动中间经过教育和考验以后，再分批吸收。”“在前一段时期，有些地方，曾经一轰而起地建立了一些贫、下中农组织。这类组织大多徒具形式，或者严重不纯。对于这类组织，应当进行整顿工作和巩固工作。”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时说：“这种干法，严重地分裂了贫下中农的队伍，实际上比整社员还要厉害，这哪里是在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在地地道道地整群众，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第五条专门是“中农问题”。文件规定：“由于现在农村相当普遍地存在着阶级成分比较混乱的情况，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很有必要认真地进行一次清理阶级成分的工作，就是说、经过群众的充分讨论，对每一个家庭成分进行审查和评定，并且建立阶级档案。”“上中?
毛泽东有时也发怒、骂人，但是像这么大的火，而且将手中的书本摔到地上，却是少有的。毛泽东的这个态度，使在场的江青和几个身边人员都掉了眼泪。江青马上找来他要的党章和宪法，毛泽东翻开找到了条文，说：“党章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我是党员我有这个权利，为什么他们要剥夺？宪法规定每个公民有言论的自由，我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也同样有讲话的自由。这个权利我要争夺，不然的话，他们今后就更加无法无天了！”林彪闻讯回去以后给毛泽东打来电话，说：“我思考了很久，认为这不是小问题，而是原则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此风不可长呀！”
就在这时，中央办公厅给毛泽东转来一封信，署名“中共一党员”，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六日写给中央监委的，内容如下：
“兹将近来听到的有关王光美同志的一些意见，向党汇报如下：
“群众意见：‘王光美在旧社会吃得开，当交际花，做李宗仁的干女儿（是否确实，请查！）新社会更吃得开了……’；‘王光美这回可抖起来了’；‘臭美，是辅仁大学的都知道她的老底子……’；‘她有什么资格站在天安门的第一排上向群众招手？（指人民日报照片及国庆电视）。’凭什么把他的哥哥提拔得那么快？这不是裙带关系又是什么？；‘怎么王家这些资产阶级子弟改造得这么快？’；‘他哥哥在四机部五反中几次下不了楼，可还是得到了保护！’；‘刘主席多少好人不找，偏偏要找她！’。
“党内同志亦有意见，不过是敢怒不敢言而已。但是自由主义仍存在，私下小议论仍然不可免。主要内容有：‘作为夫人和工作人员可以上天安门招待外宾，但站在第一排向群众招手，以领袖自居，本人太不自觉，亦损害领袖的威信。’‘对王光美桃园经验报告的意见：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下乡工作五个月，完全是应该的正常的，不值得如此大肆表扬，捧为全国的一本经！她在乡下的工作是否一次成功？她在乡下泄密（指她既然改了名字，但她需要压服人的时候就暴露她的身份）以夫人资格压服人，究竟有多大的成绩？她的报告内容真的是出自她本人的水平吗？’
“我们党有很多同志长期埋头在下层工作，为什么不可以从他们中找典型来教育大家？对领袖如此做法未免感到遗憾！刘主席是领导全党全国进行阶级斗争的，为什么爱找地主（女儿）阶级出身的人当夫人？这些人在他身边，真替他耽优！如果说主席结婚就能把他的老婆改造好了，那么，刘少奇以前多次离婚，又说明了什么呢？
“‘言教不如身教’。全国解放后，相当多的首长改组家庭。请督察委查查那些女人的出身是什么成份？现在，反修防修、阶级教育提得更高，首长们是领导全国革命的，万一让‘美人’缠住了，怎么办？令人担心！所以，我建议：可否劝告王光美同志放自爱点，老老实实地当夫人，不要冒充领袖。请领袖也不要亲自去表扬她，是好的群众也不会说她不好，要相信群众嘛！”
江青对毛泽东说：“这封信虽然有些偏激，但是说明了王光美在党内并不是得人心的，是否把这封信转发下去？也让有关同志了解一下情况。”
毛泽东摇摇头：“我看没有必要，这都是一些鸡毛蒜皮，可以把信让刘少奇看看，让他知道什么是人心所向就得了。这类事情，轮到谁头上也是有的，我们不要借用那些小动作。马列主义要采取正大光明的斗争战略，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态度，就是一次公开的宣言，要在我们党内特别是最高层，公开我的基本态度，你们可以作一个调查研究，看看究竟有多少人是真正站在我这边的，有多少人是跟着人家走的，掌握了这个情况我就胸中有数了。”
第十五章 难求平衡
＇毛泽东说：“我和少奇是兵对兵、将对将、老婆对老婆，来一个竞赛，看看究竟谁手里有马克思主义，比一比谁手里的真理多一些，检验一下谁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我就不相信你王光美同志比江青高明！”＇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一岁的生日。
从来不主张给自己祝寿的毛泽东，突然破例地对江青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自己的秘书田家英说：
“我的生日到了，一不摆宴，二不让人送礼，就在人民大会堂里请上几个劳动模范，请上几位中央负责人，谈一谈话，也算开一个小会，表示庆祝，你们看怎么样？”
江青说：“可以，就这么办吧。”
于是，这天上午，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上山下乡青年董加耕、邢燕子等人，和中央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李富春等人都兴致勃勃地赶来出席毛泽东的生日宴会。
毛泽东一见陈永贵，当着刘少奇等人的面就问他：“你们那里的四清运动搞得怎么样？”
陈永贵回答：“搞得很好，经过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都普遍地提高了。”
“好！”毛泽东说，“就是要提高社员们的社会主义觉悟，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仅仅是整一些什么四不清的人的问题。哪个社会没有四不清的人？我们的社教如果仅仅是解决四不清的问题那就大低劣了，我们是要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
刘少奇觉得很难堪，就没有多说话，只是在和毛泽东碰杯的时候说了句：“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你是否认为我会死在你的前头吧？”毛泽东突然幽默地说，“我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是我觉得身体还很好，还能再干几十年，我是不会轻易地去见马克思的，因为我还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全面胜利。”
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和陈永贵等劳模和群众的代表在一个桌子，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人在另外一个桌子上，江青不停地走来走去，给人们敬酒。
毛泽东来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面前时，说了这样几句话：“王光美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在全国出足了风头，很好。少奇同志给我们带了一个头，我也不能落后。我和少奇是兵对兵、将对将、老婆对老婆，来一个竞赛，看看究竟谁手里有马克思主义，比一比谁手里的真理多一些，检验一下谁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我就不相信你王光美同志比江青高明！”周恩来悄悄地对旁边的人解释：“主席今天喝了不少酒，讲的话大家要正确理解。”
于是，在场的人们都把话题转移到了社教上了。
毛泽东对劳模们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一个女儿嫁给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者，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可以给大家透个风，我就是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的对象！你们回去以后要把我的话讲给群众听，看看你们周围，你们的上面究竟是不是这样！”
他问陈永贵：“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你怎么办？”
“那没有说的，坚决发动群众把他们斗倒斗臭！”陈永贵回答得很干脆。
刘少奇和邓小平面面相觑，没有再说什么。
毛泽东说：“有人以为，四清就是要解决什么四不清的问题，四不清的说法没有触及到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没有打到问题的要害处。天津市郊小站公社的四清，一九六四年一月，工作队开始扎根串连搞运动，没有发现阶级斗争大的表现。陈伯达同志二月下旬进点，是我给他讲了许多话的。同时抽调了一些比较强的干部进了村，一下子就搞出了三个反革命集团。这三个反革命集团都是反动阶级有计划地打人了我们的内部，长期窃取了当地党政大权，建立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所以，我就坚决地主张，凡是被敌人操纵或者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这才是我们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的问题实质。”
第二天，即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工作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二十三条草案，他对毛泽东说：“你身体不大好，明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问题，你就不必来了。”
毛泽东脸色一变，说：“你不想让我说话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请我来我未必就来，你们不想让我来，我偏要来。”他对江青说，“现在他们想给我划定框框，我就是要坚决地打破他们划定的界限。不能由他们来操纵我的活动。”
于是，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听取了一些人的发言后，再次发表讲话：“这次社教，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不要再像有些人所讲的，是解决什么回不清矛盾，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的问题，等等。你们要善于抓住一切问题的‘纲’，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有的人认为我的话是老生常谈，不那么想听，他们以为自己的翅膀已经硬了，可以丢掉我这把刀子了，我可以让步，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不让我让步。林彪同志已经表示，解放军还要继续高举我的这面旗帜，你说我该怎么办？继续工作嘛！”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再次来到了全国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会议的会场，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慌忙站了起来，将会议主席台的中央位置让给了他。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坐在了正中央，微微笑道：“我身体好了，要来参加参加你们这个会议，可以吗？看来你们不是全部反对，那我就要参加了。”
这次会议上，当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就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发言完毕后，毛泽东讲话了：“我今天不仅想参加会议，而且还想讲讲话，你们欢迎吗？”这时，会场里一片掌声，他笑了：“看来我还是有点基础的，没有到了被人赶下台的地步。今天开会，我把党章和宪法都带来了，无论我作为党员还是公民，都有讲话的权利嘛。有人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什么问题，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很不清楚。什么‘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呀，什么‘党内外的矛盾交叉’呀，等等，都是放屁！”
刚刚刘少奇还在这样讲，现在毛泽东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与会者全部怔住了。刘少奇虽然在表面上还能沉得住气，但是脸色显然大变。
毛泽东继续说：“搞四清，不是让你们去搞特务活动，鬼鬼祟祟，神神秘秘，把矛头指向了群众，你不相信群众嘛！什么‘解决公私关系问题’，什么‘清理阶级成分，建立阶级档案’，什么‘对全部四类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并且对他们进行处理’，都不应该是这次运动的重点。这样提法，只会使这次运动一开始就走向邪路，让社员群众都人心惶惶，不得安宁。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员中的问题一律不整，是个正面教育的问题。”
与会者一下子都明白了，毛泽东是在批评刘少奇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里的内容。
毛泽东把那个文件扔到了桌子上，继续说：“你们看看这篇东西里有多少是针对社员的！”经毛泽东划出来的段落主要有：
第一条题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里有：“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解决公私关系问题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发动群众对全部四类分子进行一次全面的评审。对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并且对他们进行处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整顿共青团的基层组织、妇联会的基层组织、民兵组织、治安保卫组织和农村其他组织。”毛泽东曾经对江青、陈伯达说：“你看这里面包罗万象，打击面很宽广，有多少对象都能包含住，就是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条题为“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里有：“现在，敌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方法再加狡猾了。他们对干部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还利用我们文件中的某些条文同我们进行合法斗争。这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对于这种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对于这样一场新的革命，我们还很不熟悉。如果不亲自深入实践，就不会真正地懂得它，当然也就不能正确地领导它。所以，这些同志的亲自蹲点，是领导好这次大革命运动的前提条件。”
毛泽东对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人说过：“刘少奇所说的四清究竟是一场什么革命？革命的对象究竟是什么人？他在这里所讲的‘敌人’又是谁？哪里有这样的敌人？一切都很糊涂，说穿了，都是一些社员群众！”
江青说：“《后十条》里的第三条‘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里充满了这样的词汇：‘教育和批评群众中一些损害集体经济利益行为的人，热心发展小自由的人、不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人，使他们改正错误。’‘教育群众把私占的集体财物和国家物资交出来’，‘教育群众退出占用的集体耕地’，一句话，他的斗争矛头大都是针对群众中的问题的，连半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话都没有。这样的革命，怎么能谈得上解决了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问题呢？都是鬼话！”
第四条的标题是“建立坚强的贫、下中农组织”，但是对这个组织的规定是这样的：“贫、下中农组织的建立，必须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随着运动的深人，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的方法。关键是扎正根子。首先吸收的，应当是立场好、劳动好、热爱集体、觉悟较高、政治纯洁的贫、下中农。对于一些缺点较多、立场不好、劳动不好的贫、下中农，应当在运动中间经过教育和考验以后，再分批吸收。”“在前一段时期，有些地方，曾经一轰而起地建立了一些贫、下中农组织。这类组织大多徒具形式，或者严重不纯。对于这类组织，应当进行整顿工作和巩固工作。”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时说：“这种干法，严重地分裂了贫下中农的队伍，实际上比整社员还要厉害，这哪里是在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在地地道道地整群众，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第五条专门是“中农问题”。文件规定：“由于现在农村相当普遍地存在着阶级成分比较混乱的情况，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很有必要认真地进行一次清理阶级成分的工作，就是说、经过群众的充分讨论，对每一个家庭成分进行审查和评定，并且建立阶级档案。”“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