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16部分
>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来进行反革命的活动……”
刘少奇和周扬、夏衍等人谈话时说：“你们这个对手也是真蠢，在信中写了那么多的废话。他把三十年代在旧上海的那套文人手段拿到我们现在了，能不犯错误吗？你们看，毛主席不愧是一个批判家，简单的问题到了他的笔下，成了比蒋介石的特务还要坏的人！”
周扬说：“对胡风来说，真是活该！是他自作自受！”
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亲自写的编者按里给胡风画了这样一副政治肖像：“胡风，即张光人，又名谷非，湖北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曾经加人过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他在北京，当时段祺瑞统治下的白色恐怖把他吓昏了头脑，坚决要求党允许他退出了团。后在江西‘剿共’军中做过反共的政治工作，又去日本混了一个时候，干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回国以后，他在上海混进了左翼文化团体，从内部进行了种种分裂破坏活动。在武汉和重庆时期，他和国民党的许多特务头子有联系。从这里发表的胡风给阿垅的一封信里，也可以看出胡风和国民党特务头子之一的陈绰的关系。胡风的这篇简单的历史是最近才查明的。因为他隐瞒得很巧妙，大家被他欺骗过了……”
刘少奇深深地知道，像这样的搞法，几乎在那个历史时期生活过的人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情况，只要在这样的笔下，被打成反革命是没有多大的困难的。
毛泽东指出：“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
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隐蔽着”；“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大简单了。”
“我们从胡风集团的阴谋活动这一事实，必须取得充分的经验教训，必须在各个工作部门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善于辨别那些烙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把他们从我们的各个战线上清洗出去，这样来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伟大胜利”。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批判和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同时，在全国再次深人地展开了肃反运动，清查出许多类似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于是肃反取得了被周扬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都称为“伟大的胜利”的结果。
六月，杨献珍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发表题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的文章，宣传所谓“综合经济基础”的理论。康生对毛泽东说：“杨献珍的这个理论并没有什么好的特色，实际上是反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主张过渡时期应由五种经济成分为一个综合的经济基础。并认为我们的上层建筑不应为单一的经济基础服务，而应为整个经济基础服务。这是一种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宣扬阶级调和，实际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彻头彻尾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我们千万不可丧失警惕，被这个人的这些谬论迷惑了我们的头脑。”
康生叫人了解过，后来他再次向毛泽东报告说：“杨献珍的这篇文章事前送给刘少奇看过，后又送中宣部，让陆定一这些人审查。艾思奇同志看了他的文章后，曾写了《驳杨献珍同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文章，但被中宣部陆定一、周扬这些人无理扣压，直到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才发表。”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南巡回到北京后，召开了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再次严厉批判被他称为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主张。他指出：“全国即将到来的农业合作化高潮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像一个小脚女人，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用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企图拉它向后退。”
毛泽东严厉地批判了那种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的说法，指出：“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毛泽东总结了农业合作化的经验，竭力阐明着农业集体化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所谓辩证关系。他指出：
“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他的矛头是明显地针对着刘少奇主张的先有机械化才能合作化的观点的。他在会下对刘少奇说：“看来我们之间是有严重的分歧的，你这个社会主义大关怎么搞的，老是过得如此困难？看来你再不虚心地学习，可是不行哪！”刘少奇说：“只要毛主席把好关，我们就是死死地跟着，也要过了这一关的。”
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毛泽东同志的英明论断，解决了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在工业不发达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必须而且可能及时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依靠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在工业还不能提供大量的农业机械的情况下，可能而且必须调动广大贫农、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先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开辟广阔的道路。”
针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者提出的如不“赶快下马”就会破坏工农联盟的说法，毛泽东指出：“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才能巩固工农联盟。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那些高喊“反冒进”，实行“坚决收缩”的人，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这些话，直接批评了刘少奇过去提出的观点。
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共中央举行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进一步批判了刘少奇的错误，指出：“四大自由”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资产阶级的纲领，是反二中全会决议的。提出这样的口号，是纲领性的错误。有些人爱闹独立王国、爱搞一些小独裁。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之所以如此强调实现三大改造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灭资兴无的历史意义，就是为了要使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
这样，刘少奇不得不在会上做检讨了，他说：一几年以前，我也有过一种想法，以为在土地改革后，除开普遍发展劳动互助组以外，大的还要过一些时候再来普遍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因而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有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提倡，这是不对的。我自己的问题是一个认识间题，而不是故意的反动“立场。”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进人空前的高潮。毛泽东欢欣鼓舞地说：“它带动了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又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国出现了三大改造高潮，形势一派大好。谁说我们的农民没有积极性？你们让他们睁大眼睛好好地看一看，震荡在神州大地的这股革命的春雷是何等的悦耳动听呀！”
但刘少奇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上，把形势说得十分阴暗，他说：“由于三大改造，现在资本家们的情绪很不安，小资产阶级也不安，农民更不安，整个社会动荡，不晓得怎么办，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最好是用争取资产阶级里面有一些人起义，起来赞成共产的办法，资本家的老婆晚上回去一座谈，比两个副总理还厉害。你们好好地研究研究，资产阶级要比工人们能够做事，管理能力超过共产党员，实际上公私合营后还得让资本家来领导企业。不这样，工业生产就上不去，总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胡乔木和陈伯达把刘少奇的这些讲话反映给毛泽东后，毛泽东笑着说：“我的这位刘老弟为什么总也跟不上来，不管怎样批评也跟不上来？他有那么几个资本家的亲戚，包括他现在的老婆王光美，都代表着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他老是听他们的意见。这些亲戚们日日夜夜都在梦想发展资本主义，梦想着搞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四九年四月，少奇同志就跑到天津讲话，听的还不是王光美一家的话吗？什么‘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联合资产阶级’；‘实行四大自由’；‘长期保护富农’，等等，都是从资本家那里来的。高岗主张把他搞掉，我是坚决地反对的。我们党中央里没有这样的同志岂不是完全纯洁了吗？我看还是有不同意见好，有矛盾才能有发展嘛。有了刘少奇这样的对立面，可以使我们少犯点错误，何况我们有能力把少奇同志最后地帮助过来，不过要经常地斗一斗，推一推，拉一拉。你们看，我经常地批评他，他不是还是有不少的进步吗？这一点就比高岗、饶漱石这些人强。你们说对不对呢？”
在场的人都哈哈地笑了起来。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泽东搜集了反映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的一百七十六篇文章，亲自汇编成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且亲自写了序言，在一部分文章前加了按语。
江青对参加编辑工作的人员说：“毛泽东同志在序言和按语中，热情地支持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总结了农业合作化的丰富经验，用丰富的铁的事实给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以最深刻的批判和最有力的批评和挖苦，这必将加速推进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们需要在全党中深人地学习这本书，提高我们全党的社会主义觉悟。”
毛泽东在《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的按语中，指出：“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履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人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
毛泽东在它《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语中写道：“机会主义者只有认输一法。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那一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并且走得像个样子呢？”
毛泽东提醒全党，右倾机会主义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认输了，但是右倾保守思想还在许多方面作怪，“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是完全必要的了。”
毛泽东十分自豪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林彪在和一些军队干部谈话的时候，说：“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和按语，都是天才的，划时代的伟大文献，在这些伟大文献中，毛主席科学地、系统地、完整地解决了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粉碎了机会主义分子及其同伙的猖狂进攻。没有毛主席为我们把握方向，谁也没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关系到中国走向的那么多复杂问题。我们的毛主席实在是不简单、不平凡啊！”
他听江青介绍过这样的事实：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赞扬京剧《李慧娘》的文章《一朵鲜艳的红梅》后，毛泽东就对江青和田家英说：“人民日报怎么提倡起鬼戏来了？现在搞那么多冤案有什么意思？注意别让人们起到不好的联想。自古以来，政治家总是在利用文人搞名堂的。用戏剧来打哑谜也是古来斗争的策略，你们要警惕。文艺界有一批善于搞这种名堂的人，三十年代就有人这样搞，为此江青同志是和他们进行过斗争的。要注意这一点。你们可以给人民日报打个招呼，如果不听，我就要采取组织措施了。”
对文艺界的问题，毛泽东总是抓得很紧的。
第九章 政治较量
＇在毛泽东眼里，文化艺术是政治较量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的阶级斗争和政治力量变化的趋势，所以，他特别看重这块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
彭真很快就观察到了：一九六二年以来，江青在文艺上显得十分活跃，也很神秘。
她经常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某个剧场里，事先既不打招呼，也不通知剧院的有关人员。她有时戴着大口罩，捂着脖子，自己买票，连警卫人员也不带，就坐在剧场后排看戏，偶尔也找几个观众谈话，询问什么。尽管她有意保密，但还是有人认出了她。她的活动，有人很快向北京市委作汇报。
彭真并不介意，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好，她说什么都是她个人的活动，你们不要大惊小怪。她愿意看什么就看什么，你们紧张什么？”
渐渐传出来了，江青认为戏剧、电影上的问题很大，主要问题分以下几种：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二是宣传错误路线，为反革命翻案；三是丑化军队老干部，写男女关系，爱情；四是写中间人物的。至于戏剧上大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更是腐朽透顶。她认为整个文艺界，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
文艺界的许多人?
刘少奇和周扬、夏衍等人谈话时说：“你们这个对手也是真蠢，在信中写了那么多的废话。他把三十年代在旧上海的那套文人手段拿到我们现在了，能不犯错误吗？你们看，毛主席不愧是一个批判家，简单的问题到了他的笔下，成了比蒋介石的特务还要坏的人！”
周扬说：“对胡风来说，真是活该！是他自作自受！”
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亲自写的编者按里给胡风画了这样一副政治肖像：“胡风，即张光人，又名谷非，湖北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曾经加人过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他在北京，当时段祺瑞统治下的白色恐怖把他吓昏了头脑，坚决要求党允许他退出了团。后在江西‘剿共’军中做过反共的政治工作，又去日本混了一个时候，干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回国以后，他在上海混进了左翼文化团体，从内部进行了种种分裂破坏活动。在武汉和重庆时期，他和国民党的许多特务头子有联系。从这里发表的胡风给阿垅的一封信里，也可以看出胡风和国民党特务头子之一的陈绰的关系。胡风的这篇简单的历史是最近才查明的。因为他隐瞒得很巧妙，大家被他欺骗过了……”
刘少奇深深地知道，像这样的搞法，几乎在那个历史时期生活过的人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情况，只要在这样的笔下，被打成反革命是没有多大的困难的。
毛泽东指出：“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
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隐蔽着”；“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大简单了。”
“我们从胡风集团的阴谋活动这一事实，必须取得充分的经验教训，必须在各个工作部门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善于辨别那些烙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把他们从我们的各个战线上清洗出去，这样来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伟大胜利”。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批判和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同时，在全国再次深人地展开了肃反运动，清查出许多类似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于是肃反取得了被周扬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都称为“伟大的胜利”的结果。
六月，杨献珍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发表题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的文章，宣传所谓“综合经济基础”的理论。康生对毛泽东说：“杨献珍的这个理论并没有什么好的特色，实际上是反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主张过渡时期应由五种经济成分为一个综合的经济基础。并认为我们的上层建筑不应为单一的经济基础服务，而应为整个经济基础服务。这是一种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宣扬阶级调和，实际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彻头彻尾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我们千万不可丧失警惕，被这个人的这些谬论迷惑了我们的头脑。”
康生叫人了解过，后来他再次向毛泽东报告说：“杨献珍的这篇文章事前送给刘少奇看过，后又送中宣部，让陆定一这些人审查。艾思奇同志看了他的文章后，曾写了《驳杨献珍同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文章，但被中宣部陆定一、周扬这些人无理扣压，直到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才发表。”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南巡回到北京后，召开了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再次严厉批判被他称为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主张。他指出：“全国即将到来的农业合作化高潮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像一个小脚女人，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用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企图拉它向后退。”
毛泽东严厉地批判了那种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的说法，指出：“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毛泽东总结了农业合作化的经验，竭力阐明着农业集体化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所谓辩证关系。他指出：
“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他的矛头是明显地针对着刘少奇主张的先有机械化才能合作化的观点的。他在会下对刘少奇说：“看来我们之间是有严重的分歧的，你这个社会主义大关怎么搞的，老是过得如此困难？看来你再不虚心地学习，可是不行哪！”刘少奇说：“只要毛主席把好关，我们就是死死地跟着，也要过了这一关的。”
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毛泽东同志的英明论断，解决了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在工业不发达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必须而且可能及时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依靠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在工业还不能提供大量的农业机械的情况下，可能而且必须调动广大贫农、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先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开辟广阔的道路。”
针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者提出的如不“赶快下马”就会破坏工农联盟的说法，毛泽东指出：“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才能巩固工农联盟。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那些高喊“反冒进”，实行“坚决收缩”的人，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这些话，直接批评了刘少奇过去提出的观点。
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共中央举行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进一步批判了刘少奇的错误，指出：“四大自由”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资产阶级的纲领，是反二中全会决议的。提出这样的口号，是纲领性的错误。有些人爱闹独立王国、爱搞一些小独裁。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之所以如此强调实现三大改造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灭资兴无的历史意义，就是为了要使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
这样，刘少奇不得不在会上做检讨了，他说：一几年以前，我也有过一种想法，以为在土地改革后，除开普遍发展劳动互助组以外，大的还要过一些时候再来普遍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因而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有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提倡，这是不对的。我自己的问题是一个认识间题，而不是故意的反动“立场。”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进人空前的高潮。毛泽东欢欣鼓舞地说：“它带动了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又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国出现了三大改造高潮，形势一派大好。谁说我们的农民没有积极性？你们让他们睁大眼睛好好地看一看，震荡在神州大地的这股革命的春雷是何等的悦耳动听呀！”
但刘少奇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上，把形势说得十分阴暗，他说：“由于三大改造，现在资本家们的情绪很不安，小资产阶级也不安，农民更不安，整个社会动荡，不晓得怎么办，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最好是用争取资产阶级里面有一些人起义，起来赞成共产的办法，资本家的老婆晚上回去一座谈，比两个副总理还厉害。你们好好地研究研究，资产阶级要比工人们能够做事，管理能力超过共产党员，实际上公私合营后还得让资本家来领导企业。不这样，工业生产就上不去，总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胡乔木和陈伯达把刘少奇的这些讲话反映给毛泽东后，毛泽东笑着说：“我的这位刘老弟为什么总也跟不上来，不管怎样批评也跟不上来？他有那么几个资本家的亲戚，包括他现在的老婆王光美，都代表着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他老是听他们的意见。这些亲戚们日日夜夜都在梦想发展资本主义，梦想着搞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四九年四月，少奇同志就跑到天津讲话，听的还不是王光美一家的话吗？什么‘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联合资产阶级’；‘实行四大自由’；‘长期保护富农’，等等，都是从资本家那里来的。高岗主张把他搞掉，我是坚决地反对的。我们党中央里没有这样的同志岂不是完全纯洁了吗？我看还是有不同意见好，有矛盾才能有发展嘛。有了刘少奇这样的对立面，可以使我们少犯点错误，何况我们有能力把少奇同志最后地帮助过来，不过要经常地斗一斗，推一推，拉一拉。你们看，我经常地批评他，他不是还是有不少的进步吗？这一点就比高岗、饶漱石这些人强。你们说对不对呢？”
在场的人都哈哈地笑了起来。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泽东搜集了反映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的一百七十六篇文章，亲自汇编成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且亲自写了序言，在一部分文章前加了按语。
江青对参加编辑工作的人员说：“毛泽东同志在序言和按语中，热情地支持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总结了农业合作化的丰富经验，用丰富的铁的事实给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以最深刻的批判和最有力的批评和挖苦，这必将加速推进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们需要在全党中深人地学习这本书，提高我们全党的社会主义觉悟。”
毛泽东在《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的按语中，指出：“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履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人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
毛泽东在它《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语中写道：“机会主义者只有认输一法。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那一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并且走得像个样子呢？”
毛泽东提醒全党，右倾机会主义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认输了，但是右倾保守思想还在许多方面作怪，“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是完全必要的了。”
毛泽东十分自豪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林彪在和一些军队干部谈话的时候，说：“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和按语，都是天才的，划时代的伟大文献，在这些伟大文献中，毛主席科学地、系统地、完整地解决了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粉碎了机会主义分子及其同伙的猖狂进攻。没有毛主席为我们把握方向，谁也没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关系到中国走向的那么多复杂问题。我们的毛主席实在是不简单、不平凡啊！”
他听江青介绍过这样的事实：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赞扬京剧《李慧娘》的文章《一朵鲜艳的红梅》后，毛泽东就对江青和田家英说：“人民日报怎么提倡起鬼戏来了？现在搞那么多冤案有什么意思？注意别让人们起到不好的联想。自古以来，政治家总是在利用文人搞名堂的。用戏剧来打哑谜也是古来斗争的策略，你们要警惕。文艺界有一批善于搞这种名堂的人，三十年代就有人这样搞，为此江青同志是和他们进行过斗争的。要注意这一点。你们可以给人民日报打个招呼，如果不听，我就要采取组织措施了。”
对文艺界的问题，毛泽东总是抓得很紧的。
第九章 政治较量
＇在毛泽东眼里，文化艺术是政治较量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的阶级斗争和政治力量变化的趋势，所以，他特别看重这块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
彭真很快就观察到了：一九六二年以来，江青在文艺上显得十分活跃，也很神秘。
她经常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某个剧场里，事先既不打招呼，也不通知剧院的有关人员。她有时戴着大口罩，捂着脖子，自己买票，连警卫人员也不带，就坐在剧场后排看戏，偶尔也找几个观众谈话，询问什么。尽管她有意保密，但还是有人认出了她。她的活动，有人很快向北京市委作汇报。
彭真并不介意，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好，她说什么都是她个人的活动，你们不要大惊小怪。她愿意看什么就看什么，你们紧张什么？”
渐渐传出来了，江青认为戏剧、电影上的问题很大，主要问题分以下几种：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二是宣传错误路线，为反革命翻案；三是丑化军队老干部，写男女关系，爱情；四是写中间人物的。至于戏剧上大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更是腐朽透顶。她认为整个文艺界，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
文艺界的许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