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12部分
>
毛泽东说：“我讲的要点，一是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阶级斗争？一定要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问题。二是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这里也有两大条：第一条是把中央的精神和干部、群众见面，讲解清楚，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具体工作、具体事实，让群众揭开盖子。第二条是要让老一辈重新回忆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激发阶级感情，让青年一代知道革命斗争果实来之不易，让他们续一续无产阶级的家谱。”
毛泽东谈阶级斗争，就连康生也感到纳闷：国民经济刚刚恢复，开始走向好的方面，毛泽东怎么就能够从中国的社会里发现了阶级斗争的动向？但是，任何政治家都得佩服毛泽东的准确和英明，他的理论和政策定得非明确：“三个要点是要依靠贫下中农。依靠谁的问题，一万年也有，到将来总还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先进和落后、左中右的矛盾。在今天依靠谁？总得有一个阶级。依靠全民？说依靠全民，实际上是依靠少数人。有人说地主听话，中农调皮，贫农糊涂。地富怎么不听话，又送东西，又送女人，可是他是要你听他的话。什么叫心情舒畅？贫农、下中农受到压抑，不能抬头，心情怎么能舒畅？贫下中农不舒畅，干部怎么能舒畅！资产阶级说他们后继无人，怎么说是后继无人？黑格尔的后继人是马克思，资产阶级的后继人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抓三自一包，想卷土重来，我们就要在这方面打击他，打掉他的基础，不让他后继有人。”
说到四清运动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次搞运动就是要做到四清，什么叫贪污？贪污五十元、一百元、二百元，我看只要坦白了，退了赃就不要算贪污。赃要退，也要合情合理，退到手脚干净，又要退到让干部能够生活。究竟怎样退，退多少？我看是不是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惩办要控制在百分之一。今年不开杀戒，明年再说。罪大恶极的也要先放慢一点。现行反革命按照规定办理。群众要求非杀不可的，是有道理的，你领导干部也要等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要求办到的。”
毛泽东说：“我要讲的第五点，就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解决贪污、多占问题，也可以了解生产情况，而不是浮在水面上，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出修正主义。昔阳县的干部参加劳动很好，山西的昔阳县在山上，很穷。很穷就革命。我们要把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先进劳动者、劳动积极分子手上里。”
这时，李井泉说：“现在有些劳动模范也不参加劳动了。”
毛泽东的脸色严肃了：“那好，我们就取消了他的称号嘛。劳动模范不参加劳动，还算什么模范？取消好了。有的因为会多，接待访问太忙而不能参加劳动，这个问题要解决。你们可以到田间去访问嘛！县干部也要参加劳动。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就跟国民党保甲长一样了吗？你们是做大官的，也有做小官的。小官权也很大。过去一个团长，能有不少办公费。现在我们基层干部，就是抓两件事情：一个参加劳动，一个四清，不愿意干就回去当老百姓去。干部参加劳动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就少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什么时候都有，一万年都有，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就没有对立统一了。这就是我要讲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听取各地贯彻《决定（草案）》的汇报时，有人对毛泽东说：“陶铸对这个文件是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的。六月上旬，他到花县蹲点搞四清，根本不提照十条的指示办，而尽量转移斗争的方向，根本不触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毫毛，而是强调把工作队的生活尽量搞上去。他在和工作队的队员们谈话的时候，多次讲：刘少奇主席很重视这次四清，亲自派他的夫人王光美同志下去蹲点，我们要好好地学习少奇同志，把这次运动尽量搞好。”
不知怎的，毛泽东这些天一直在想着一九五四年的一些事情……
当时，毛泽东已经决定在刘少奇和高岗、饶漱石之间，选择保护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立场。鉴于高岗和饶漱石等人已经在一九五三年的一系列会议上遭到了批评，所以毛泽东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致信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提议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并提议由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同时，毛泽东特意给刘少奇写信，说：“如果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个小时足够。自我批评稿要扼要，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
毛泽东对江青和田家英等人说：“我是诚恳地希望少奇同志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的，并非高岗同志的意见一切都错了，而是他的做法有错误，动机不纯。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和立场虽然属于资产阶级的，但是他是守纪律的，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和高岗、饶漱石这些人的傲气和霸气截然不同。要少奇同志能够改正错误，他比高岗更能够为党而做工作。”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签发《关于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通知》，说：“根据中央政治局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二日的决议，定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日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此次会议的议程为：一、审查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关于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问题；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问题。”
第二天，即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下日，刘少奇致电已经离京到杭州的毛泽东，说：“四中全会决定在一月三十日开会，通知今己发出。向全会的报告正起草中，大约在一月二十日可送交主席。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一看到这个电报，就对江青和他身旁的秘书说：“你们看，原来说刘少奇这个人是很能接受别人的批评和意见的，但是一旦到了能够反击的时候，他的攻击也是很厉害的。现在他和高岗的地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岗、饶漱石已经垮台了，他得势了，讲起话来也大不一样了。人呀，总是会发生变化的。不过，现在刘少奇的这个态度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之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最近我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中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
于是，一月二十五日和二月五日，刘少奇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找高岗谈了两次话。
一见面，刘少奇就说：“你要求和毛主席谈话，毛主席决定不和你谈，委托我们和你谈话。中央希望你对你的问题不要再抱有任何的幻想，你的问题是属于反党的，搞阴谋活动的，党不能容忍的错误。你目前的态度在政治上是流氓、生活上也是流氓，我们只要在全国全党公布你的问题的百分之一，你就完全臭了，彻底臭了！”
周恩来也说：“你的生活上和政治上一样，都是难以启齿的。你如果老老实实地愿意在全会上检查你的问题，那是可以的，如果还要在全会上另搞一套，企图煽动一些人继续反党，我们必将给你以最沉重的打击！”
邓小平也说：“可以告诉你，毛主席已经休假，他不来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完全由少奇同志和恩来同志主持。毛主席在你和刘少奇、周恩来的问题上明确地选择了少奇和总理，而坚决地批评了你，这一点你应该清清楚楚。所以你在全党范围内是不会有任何的市场的。”
一九五四年二月下日至十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彻底解决了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开幕的这天，刘少奇受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委托，在会议上作了报告。报告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在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的反党分裂活动以来，我们党的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党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的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斤斤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甚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
这次会议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四十四人作了发言，揭发和批判高岗、饶漱石的所谓反党联盟的罪行。会议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认为敌人总是要从我们党内寻找它的代理人的。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作了结论，并就自己工作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南方听取了林彪的意见后，电话指示刘少奇要彭真检讨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彭真在会上作了一个简单的说明后不再讨论了。后来，林彪报告毛泽东：“彭真的问题在刘少奇包庇下，蒙混过关了。其实，彭真和高岗都是有严重问题的，并不亚于饶漱石的问题。”
二月二十二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给赫鲁晓夫写信，要求将留苏学生的党支部交苏联的党组织来领导。团中央的负责人也立即写信给谢列平，要求将中国留苏学生交苏联共青团组织管理。有人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问题，说：“这和高岗同斯大林秘密联系有什么区别？刘少奇这样做，实际上是将中国留苏学生的党团组织置于苏共的控制之下。将来对我们的工作有好处吗？”
一九五四年六月，刘少奇观看北京人艺上演的曹禺的名著《雷雨》后，赞不绝口地说：“深刻！很深刻！非常深刻！我看，繁漪将来是可以做共产党员的。”康生听到这个消息后，对江青说：“少奇同志在文艺上的思想和方针和我们的看法有很大的差距。譬如《雷雨》这出戏，明明是极力美化资产阶级，鼓吹‘人性论’和宣扬阶级调和的反动戏剧嘛，但是这个三十年代的剧目，却受到了少奇同志的赞扬，使曹禺在许多的方面对抗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文艺路线。”江青摇摇头说：“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在二十七日的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刘少奇在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时说：“不少同志主张宪法应该明确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导作用，但是我们认为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对我国革命事业的伟大领导作用是不适当的，而且也根本不提毛泽东思想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一点。这对团结和争取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海外的同胞是有好的作用的。”
在谈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他说：“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让资本家们有一个必要的时间来考虑和准备，以逐步接受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在我们的整个过渡时期还要起重要的作用，譬如在扩大生产，改进企业管理和生产技术，培养和训练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等方面，还可以作出一定贡献。实际上看，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不是遥遥无期的，总要结束的。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们还要积极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这要和破坏同农民的联盟的行为区别开来，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积极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绝对不是要立即剥夺民族资产阶级，而是要他们作我们的同路人。一切愿意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党和阶级，都应该是我们的朋友。”
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刘少奇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也当上了副委员长的职务。
九月，《文史哲》发表蓝翎和李希凡合写的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这篇文章一出来，立刻受到江青的重视，她向毛泽东推荐了这篇文章。
毛泽东用一个晚上仔细研究了这篇文章后，马上指示江青向全国介绍和推广这篇文章。江青亲自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周扬、邓拓、林默涵等人，说明毛泽东很重视这篇文章，要《人民日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胡适派反动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意见。周扬、邓拓看了文章后，对江青说：“我们认为这是小人物的文章，发表后效果不好。况且党报也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还是不登为好。这篇文章先在《文艺报》转载，转载以后看看反映再说。”江青说：“你们小书小人物的文章是会犯错误的，问题不在大人物，还是小人物，而在于真理究竟是在谁的手里。”后来《文艺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加了一条编者按。江青对毛泽东说：“《文艺报》的编者按是极力贬抑新生力量，保护资产阶级权威，完全是在阻挠对胡适派反动思想的批判。他们的倾向性那么强烈，根本起不到批判的作用。看来，我们在文艺这块阵地上取不得发言权呀！”
毛泽东说：“那就要下决心取得！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回来嘛！”
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对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思想作了多次重要口头指示他说：“胡适派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判，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领导了我们。现在有的人对这类反动思想实行投降主义，最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那个叫周扬的文化部副部长，究竟还是不是共产党人？”周扬马上给毛泽东致信，用“没有警觉”为自己辩解，
毛泽东说：“我讲的要点，一是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阶级斗争？一定要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问题。二是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这里也有两大条：第一条是把中央的精神和干部、群众见面，讲解清楚，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具体工作、具体事实，让群众揭开盖子。第二条是要让老一辈重新回忆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激发阶级感情，让青年一代知道革命斗争果实来之不易，让他们续一续无产阶级的家谱。”
毛泽东谈阶级斗争，就连康生也感到纳闷：国民经济刚刚恢复，开始走向好的方面，毛泽东怎么就能够从中国的社会里发现了阶级斗争的动向？但是，任何政治家都得佩服毛泽东的准确和英明，他的理论和政策定得非明确：“三个要点是要依靠贫下中农。依靠谁的问题，一万年也有，到将来总还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先进和落后、左中右的矛盾。在今天依靠谁？总得有一个阶级。依靠全民？说依靠全民，实际上是依靠少数人。有人说地主听话，中农调皮，贫农糊涂。地富怎么不听话，又送东西，又送女人，可是他是要你听他的话。什么叫心情舒畅？贫农、下中农受到压抑，不能抬头，心情怎么能舒畅？贫下中农不舒畅，干部怎么能舒畅！资产阶级说他们后继无人，怎么说是后继无人？黑格尔的后继人是马克思，资产阶级的后继人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抓三自一包，想卷土重来，我们就要在这方面打击他，打掉他的基础，不让他后继有人。”
说到四清运动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次搞运动就是要做到四清，什么叫贪污？贪污五十元、一百元、二百元，我看只要坦白了，退了赃就不要算贪污。赃要退，也要合情合理，退到手脚干净，又要退到让干部能够生活。究竟怎样退，退多少？我看是不是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惩办要控制在百分之一。今年不开杀戒，明年再说。罪大恶极的也要先放慢一点。现行反革命按照规定办理。群众要求非杀不可的，是有道理的，你领导干部也要等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要求办到的。”
毛泽东说：“我要讲的第五点，就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解决贪污、多占问题，也可以了解生产情况，而不是浮在水面上，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出修正主义。昔阳县的干部参加劳动很好，山西的昔阳县在山上，很穷。很穷就革命。我们要把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先进劳动者、劳动积极分子手上里。”
这时，李井泉说：“现在有些劳动模范也不参加劳动了。”
毛泽东的脸色严肃了：“那好，我们就取消了他的称号嘛。劳动模范不参加劳动，还算什么模范？取消好了。有的因为会多，接待访问太忙而不能参加劳动，这个问题要解决。你们可以到田间去访问嘛！县干部也要参加劳动。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就跟国民党保甲长一样了吗？你们是做大官的，也有做小官的。小官权也很大。过去一个团长，能有不少办公费。现在我们基层干部，就是抓两件事情：一个参加劳动，一个四清，不愿意干就回去当老百姓去。干部参加劳动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就少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什么时候都有，一万年都有，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就没有对立统一了。这就是我要讲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听取各地贯彻《决定（草案）》的汇报时，有人对毛泽东说：“陶铸对这个文件是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的。六月上旬，他到花县蹲点搞四清，根本不提照十条的指示办，而尽量转移斗争的方向，根本不触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毫毛，而是强调把工作队的生活尽量搞上去。他在和工作队的队员们谈话的时候，多次讲：刘少奇主席很重视这次四清，亲自派他的夫人王光美同志下去蹲点，我们要好好地学习少奇同志，把这次运动尽量搞好。”
不知怎的，毛泽东这些天一直在想着一九五四年的一些事情……
当时，毛泽东已经决定在刘少奇和高岗、饶漱石之间，选择保护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立场。鉴于高岗和饶漱石等人已经在一九五三年的一系列会议上遭到了批评，所以毛泽东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致信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提议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并提议由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同时，毛泽东特意给刘少奇写信，说：“如果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个小时足够。自我批评稿要扼要，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
毛泽东对江青和田家英等人说：“我是诚恳地希望少奇同志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的，并非高岗同志的意见一切都错了，而是他的做法有错误，动机不纯。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和立场虽然属于资产阶级的，但是他是守纪律的，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和高岗、饶漱石这些人的傲气和霸气截然不同。要少奇同志能够改正错误，他比高岗更能够为党而做工作。”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签发《关于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通知》，说：“根据中央政治局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二日的决议，定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日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此次会议的议程为：一、审查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关于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问题；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问题。”
第二天，即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下日，刘少奇致电已经离京到杭州的毛泽东，说：“四中全会决定在一月三十日开会，通知今己发出。向全会的报告正起草中，大约在一月二十日可送交主席。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一看到这个电报，就对江青和他身旁的秘书说：“你们看，原来说刘少奇这个人是很能接受别人的批评和意见的，但是一旦到了能够反击的时候，他的攻击也是很厉害的。现在他和高岗的地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岗、饶漱石已经垮台了，他得势了，讲起话来也大不一样了。人呀，总是会发生变化的。不过，现在刘少奇的这个态度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之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最近我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中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
于是，一月二十五日和二月五日，刘少奇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找高岗谈了两次话。
一见面，刘少奇就说：“你要求和毛主席谈话，毛主席决定不和你谈，委托我们和你谈话。中央希望你对你的问题不要再抱有任何的幻想，你的问题是属于反党的，搞阴谋活动的，党不能容忍的错误。你目前的态度在政治上是流氓、生活上也是流氓，我们只要在全国全党公布你的问题的百分之一，你就完全臭了，彻底臭了！”
周恩来也说：“你的生活上和政治上一样，都是难以启齿的。你如果老老实实地愿意在全会上检查你的问题，那是可以的，如果还要在全会上另搞一套，企图煽动一些人继续反党，我们必将给你以最沉重的打击！”
邓小平也说：“可以告诉你，毛主席已经休假，他不来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完全由少奇同志和恩来同志主持。毛主席在你和刘少奇、周恩来的问题上明确地选择了少奇和总理，而坚决地批评了你，这一点你应该清清楚楚。所以你在全党范围内是不会有任何的市场的。”
一九五四年二月下日至十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彻底解决了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开幕的这天，刘少奇受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委托，在会议上作了报告。报告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在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的反党分裂活动以来，我们党的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党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的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斤斤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甚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
这次会议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四十四人作了发言，揭发和批判高岗、饶漱石的所谓反党联盟的罪行。会议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认为敌人总是要从我们党内寻找它的代理人的。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作了结论，并就自己工作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南方听取了林彪的意见后，电话指示刘少奇要彭真检讨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彭真在会上作了一个简单的说明后不再讨论了。后来，林彪报告毛泽东：“彭真的问题在刘少奇包庇下，蒙混过关了。其实，彭真和高岗都是有严重问题的，并不亚于饶漱石的问题。”
二月二十二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给赫鲁晓夫写信，要求将留苏学生的党支部交苏联的党组织来领导。团中央的负责人也立即写信给谢列平，要求将中国留苏学生交苏联共青团组织管理。有人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问题，说：“这和高岗同斯大林秘密联系有什么区别？刘少奇这样做，实际上是将中国留苏学生的党团组织置于苏共的控制之下。将来对我们的工作有好处吗？”
一九五四年六月，刘少奇观看北京人艺上演的曹禺的名著《雷雨》后，赞不绝口地说：“深刻！很深刻！非常深刻！我看，繁漪将来是可以做共产党员的。”康生听到这个消息后，对江青说：“少奇同志在文艺上的思想和方针和我们的看法有很大的差距。譬如《雷雨》这出戏，明明是极力美化资产阶级，鼓吹‘人性论’和宣扬阶级调和的反动戏剧嘛，但是这个三十年代的剧目，却受到了少奇同志的赞扬，使曹禺在许多的方面对抗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文艺路线。”江青摇摇头说：“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在二十七日的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刘少奇在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时说：“不少同志主张宪法应该明确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导作用，但是我们认为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对我国革命事业的伟大领导作用是不适当的，而且也根本不提毛泽东思想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一点。这对团结和争取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海外的同胞是有好的作用的。”
在谈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他说：“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让资本家们有一个必要的时间来考虑和准备，以逐步接受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在我们的整个过渡时期还要起重要的作用，譬如在扩大生产，改进企业管理和生产技术，培养和训练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等方面，还可以作出一定贡献。实际上看，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不是遥遥无期的，总要结束的。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们还要积极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这要和破坏同农民的联盟的行为区别开来，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积极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绝对不是要立即剥夺民族资产阶级，而是要他们作我们的同路人。一切愿意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党和阶级，都应该是我们的朋友。”
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刘少奇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也当上了副委员长的职务。
九月，《文史哲》发表蓝翎和李希凡合写的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这篇文章一出来，立刻受到江青的重视，她向毛泽东推荐了这篇文章。
毛泽东用一个晚上仔细研究了这篇文章后，马上指示江青向全国介绍和推广这篇文章。江青亲自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周扬、邓拓、林默涵等人，说明毛泽东很重视这篇文章，要《人民日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胡适派反动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意见。周扬、邓拓看了文章后，对江青说：“我们认为这是小人物的文章，发表后效果不好。况且党报也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还是不登为好。这篇文章先在《文艺报》转载，转载以后看看反映再说。”江青说：“你们小书小人物的文章是会犯错误的，问题不在大人物，还是小人物，而在于真理究竟是在谁的手里。”后来《文艺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加了一条编者按。江青对毛泽东说：“《文艺报》的编者按是极力贬抑新生力量，保护资产阶级权威，完全是在阻挠对胡适派反动思想的批判。他们的倾向性那么强烈，根本起不到批判的作用。看来，我们在文艺这块阵地上取不得发言权呀！”
毛泽东说：“那就要下决心取得！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回来嘛！”
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对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思想作了多次重要口头指示他说：“胡适派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判，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领导了我们。现在有的人对这类反动思想实行投降主义，最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那个叫周扬的文化部副部长，究竟还是不是共产党人？”周扬马上给毛泽东致信，用“没有警觉”为自己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