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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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经济建设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在很长的时期里，我们必须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在此基础上，国家要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的需要。”康生在和毛泽东谈话时，讲：“少奇同志在一系列的重要讲话里，完全不提人民民主政权的专政职能，不提镇压反革命的任务，不提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会造成错误的误导。此外，他在一些场合里还竭力鼓吹让资产阶级来领导和保卫我们的经济，是否暴露了一些问题呢？请主席考虑。高岗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问题也请主席考虑。”
毛泽东回答说：“现在议论这个问题似乎还不成熟，我心中是有数的。”
一九五一年三月，刘少奇在给教育部的指示中，强调：“政治课内容要讲比较完全的政治知识，教材要以苏联课本为基础。对不成熟的教改要慎重，不要再拿出老解放区抗大式的教育制度来应付我们的工作。”
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针对肃反中存在的不得力的状态，再次指出镇反的伟大意义，他说：“这次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我们的政权才能巩固。有人鼓吹西方的民主化，其实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超阶级的民主化。如果给了反革命民主，就得把我们的政权让给了他们。你们干不干呀？共产党经过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才赢得了胜利的果实，少数所谓的民主党派轻而易举地就想得到，我看世界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我们这次镇反，就是要给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以当头一棒。”
在二十八日至四月九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提出：“现在要把为了新民主主义制度，巩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来作为党员的标准之一。现在我们接受党员，和过去考秀才差不多，过去考上秀才就可以当官，现在加人了共产党也可以做官。如果要求我们的党员用大多时间，无代价地来参加活动以表现自己的积极性那是不妥当的。但是，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使我们的党员为民众办好事是可以的。”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还说：“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现在依然是这个力量。纯粹的无产阶级是没有的。”
这次会议不久，刘少奇在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上，再次提出：“中国今天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现在提出实行社会主义显然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常常是有一股劲的，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它原来的更大才行。我们的党过去一直是吃了‘左’的苦头的，如果现在大家不警惕，恐怕还要继续吃下去。我在天津的讲话实际上是为工人着想，提倡资本家的剥削是为了工人现在能够生活下去。有人无原则的批评我的讲话，我看他们的政治立场大概并不稳。”
这年四月三日，在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时，毛泽东挥笔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康生说：“这是关于戏曲革命的最重要的指示。它指明了我国文艺灭资兴无的方向和道路。”刘少奇批评他：“这样讲不妥当，还是应该含蓄一点。”
到了四月二十日，周扬在政务院第八十一次政务会议上，作一九五零年全国文艺工作与一九五一年计划要点的报告时，提出：“我们要在新、旧统一战线与公私兼顾的原则下，来发展和改革文化艺术，并要求以历史观点和爱国观点作为审查剧目的标准。除此而外，不应该再有什么标准和框架。”江青对一些人说：“你们看到了吗？周扬实际上是想作文化艺术上的老大。他眼里是没有党和毛主席的。他在三十年代就是这样，至今没有多大的改进。
这年五月，毛泽东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制定了“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的肃反路线。毛泽东在提出这一路线时，说：“我是反对在公安上搞神秘活动的，要同那套脱离群众的东西针锋相对。如果那样搞，我们的肃反运动就会引到邪路上去。罗瑞卿同志在一九五零年召开的几次全国性的公安会议上，有意把帝国主义特务间谍说成是对敌斗争的主要对象，把秘密的侦察工作当成肃反的主要手段，宣传侦查第一，容易使我们的镇反工作偏离群众路线，破坏对整个反动阶级残余势力的斗争。”针对罗瑞卿等人的做法，毛泽东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所写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明确指出：“目前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激烈的和复杂的斗争。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坚决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凡是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正确的。凡是没有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错误的。凡是大体上遵照了这个路线，但没有完全遵照这个路去做的，就是大体上正确但不完全正确的。我们认为这个工作路线是继续深人镇压反革命工作和取得圆满胜利的保证。在今后镇反工作中必须完全遵照这个工作路线。”
对于毛泽东制定的这条肃反路线，有人公开提出反对。彭真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说：“如果完全听凭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也不行。容易导致左的后果。镇反上我是主张宁右勿左的。少奇同志讲了，右了好办，‘左’了就不好办。今天是宁右勿‘左’，我对左的东西历来反感。罗瑞卿也在这年九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再次提出：“侦察工作如何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问题，伊凡洛夫说的对，隐蔽敌人不能依靠群众运动来解决。过三、五年后，反革命分子搞得差不多了，可能就不要今天的群众运动了。动不动就搞群众运动，容易把人的思想搞乱了。”
五月十一日，彭真在《关于政法工作的情况和目前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了“民主建政”的口号。康生说：“这个口号是不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呀？民主建政的口号不能用，容易使人产生新的歧异。”
五月十三日，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讲话，反覆强调：“我们党的多数同志都认为，社会主义现在不搞，而且在最近十多年内是不搞的。我们如果实行工业社会主义国有化的政策，对人民并没有好处，只会伤害工业生产积极性。现在的农民是喜欢发财的，工农业过早地国有化、集体化是违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违背进步的，也是反动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为什么我们在现阶段要说剥削有理呢？甚至我们就是要恳求资本家：资本家先生，我们请求你剥削一下，你剥削一下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你不剥削我，我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没有饭吃了。现在我们的许多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他们可以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代表社会进步的利益，比我们的一些共产党员更进步、更好，比工人更高明，觉悟更高。资本家不是唯利是图，而是为人民服务，有进步作用。我们国家的工人阶级有着先天的不足，根本就没有成长起来，为什么不搞阶级合作呢？我看只要合作下去，将来是可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
刘少奇在讲话中，还提出：“历史上的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都起过人民代表、人民领袖的作用，他们都推动过历史的发展，你们不要以为一提这些人就认为都是反动的。”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作了重要修改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社论指出：“《武训传》是一部宣扬向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屈膝投降的反革命影片，是由一些资产阶级分子炮制的、得到党内外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吹捧的反动影片。他们大肆宣扬，要人们学习的武训精神，其实就是投降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说教。”
毛泽东在社论中尖锐地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人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康生看到这篇社论后，在这段话下面用红铅笔划上了重点记号，他对江青说。“这段话写得实在是好呀，很有份量。我们党的一些文化领导工作者，实际上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了。你要把三十年代的一些情况向主席多讲一讲，我们党内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呢。”
江青说：“我三十年代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已经接触到了许多的问题。看来这些人还是用对付国民党、日本人那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
不久，江青和康生同时都收到了一些信件，反映：“一九五一年六月，胡乔木、周扬对毛泽东关于批判《武训传》的指示进行抵制，周扬提出：‘在思想斗争问题上，具体处理要慎重、仔细，不可急躁鲁莽。我们要保护一些同志。’他们指使上海报刊发表了一些文章为武训的吹捧者辩护，说他们‘本质上是进步的，只是思想认识上犯了错误。’所以，党中央发动的这次批判，并没有从组织上见到什么大的收获。”
江青把这些情况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说：“那就采取一竿子捅到底的办法，彻底地分清是非，把武训这个人的真实面孔搞清楚，不要给历史留下后遗症。”
一九五一年六月在毛泽东具体指示下，江青以“李进”的笔名直接领导和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前往山东省等地调查武训的历史情况。后来江青对毛泽东说：“我们这个调查团是在与周扬派去进行破坏的右派分子钟惦斐进行了许多坚决的斗争，克服了周扬这伙人的重重干扰，在龙山、东堂邑、临清、馆陶一带进行了二十多天的调查才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的。这篇东西真是来之不易呢。”毛泽东说：“关于党内的问题，我们得慢慢解决，有些问题的情况现在马上搞不清楚，需要一个历史的沉淀过程。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个早晨或者是一个晚上就能完成的，而要等待时机，需要足够的耐心。”于是毛泽东亲自帮助江青修改她的《调查报告》。
从这年七月二十三日开始到二十七日，经毛泽东修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康生说：“江青同志领导和主持的《调查记》，以铁的事实揭穿了武训这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的反动目的，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最好的总结。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建国以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又一场大斗争，当然这场斗争是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认识了江青同志的才干，她得确是一个文化素质很高，思想觉悟非常敏锐，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丰富的同志。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
六月，当镇反运动正在全国开展时，刘少奇和彭真在审查清理内部的指示中，反覆强调：“对解放前的政府人员要团结，只要没有血债的旧人员、旧知识分子，我们都要大胆使用。现在，逼供信的现象已萌芽，我们要适当地纠偏。不能利用这次运动而破坏了我们多年的统战政策。”
这时，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出版。刘少奇说：“胡乔木同志的这部书可以作为我们的党史教本，今后就是要以这篇东西来修史。”毛泽东和江青在征询高岗、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时，高岗公开说：“这部书里把刘少奇的白区斗争写得太高了，意义也写得过分了。实际上我们的整个斗争中，白区工作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也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这样写下去，太使我们伤心了。”彭德怀也直截了当地说：“抬高了笔杆子，贬低了枪杆子，实际上就是否定了老毛‘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作用。”
一九五一年七月，山西等地农民，根据毛泽东的号召，提出把互助组上升为试办农业合作社的要求。康生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然而，刘少奇却在对山西省委一个报告的批示中，这样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和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饶漱石得到这个批示的内容后，马上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说：“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批语，从思想上来讲是他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社会主义、极端仇恨广大贫农、下中农的自供状。他竟敢把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路线，诬蔑为幻想；他竟敢把现实生活中冲破资本主义势力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诬蔑为危险的空想。刘少奇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立场，在这里充分暴露出来了。这个人的思想是过不了社会主义关的。”
毛泽东看到这个批语后，明确地对一些人说：“少奇同志的批语是错误的，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打击和压制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但是少奇同志的这些做法都是公开进行的，不是阴谋活动，而且是思想上和认识上的问题，也是我们的党章允许的。我和少奇同志谈话以后，他表示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所以，对这些问题目前不宜吹毛求疵。”
一九五一年九月，在中宣部召开的会议上，江青对周扬等人坚持包庇《武训传》的立场，提出批评：“你们这样做，只会欠下历史的账。周扬对江青的做法大为不满，他对田家英说：“有江青在，我们的工作实在难做。江青在三十年代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演员，而我们就已经是左翼文化团体的领导人，对一些情况我们本来是更有发言权的，怎么能完全听凭于江青同志的指挥呢？”
于是，江青把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她说：“由于周扬等人对文化采取了特别放宽批评标准，致使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戏曲充斥舞台。我认为，戏曲舞台上的丑恶现象必须澄清。但是贯彻不下去，他们不听。”
周恩来对周扬、夏衍说：“你们今后要重视江青同志的意见，你们不要再用以前的标准来看待江青同志，你们对她在三十年代的情况并不了解。我要告诉你们，江青早在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期间已经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了，你们和她在上海打交道的时候，她是奉命行事的。许多情况你们不知道，但是中央清楚，毛主席清楚。你们要注意呢，不然就会犯错误。”
十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二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经济建设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在很长的时期里，我们必须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在此基础上，国家要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的需要。”康生在和毛泽东谈话时，讲：“少奇同志在一系列的重要讲话里，完全不提人民民主政权的专政职能，不提镇压反革命的任务，不提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会造成错误的误导。此外，他在一些场合里还竭力鼓吹让资产阶级来领导和保卫我们的经济，是否暴露了一些问题呢？请主席考虑。高岗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问题也请主席考虑。”
毛泽东回答说：“现在议论这个问题似乎还不成熟，我心中是有数的。”
一九五一年三月，刘少奇在给教育部的指示中，强调：“政治课内容要讲比较完全的政治知识，教材要以苏联课本为基础。对不成熟的教改要慎重，不要再拿出老解放区抗大式的教育制度来应付我们的工作。”
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针对肃反中存在的不得力的状态，再次指出镇反的伟大意义，他说：“这次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我们的政权才能巩固。有人鼓吹西方的民主化，其实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超阶级的民主化。如果给了反革命民主，就得把我们的政权让给了他们。你们干不干呀？共产党经过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才赢得了胜利的果实，少数所谓的民主党派轻而易举地就想得到，我看世界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我们这次镇反，就是要给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以当头一棒。”
在二十八日至四月九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提出：“现在要把为了新民主主义制度，巩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来作为党员的标准之一。现在我们接受党员，和过去考秀才差不多，过去考上秀才就可以当官，现在加人了共产党也可以做官。如果要求我们的党员用大多时间，无代价地来参加活动以表现自己的积极性那是不妥当的。但是，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使我们的党员为民众办好事是可以的。”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还说：“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现在依然是这个力量。纯粹的无产阶级是没有的。”
这次会议不久，刘少奇在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上，再次提出：“中国今天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现在提出实行社会主义显然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常常是有一股劲的，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它原来的更大才行。我们的党过去一直是吃了‘左’的苦头的，如果现在大家不警惕，恐怕还要继续吃下去。我在天津的讲话实际上是为工人着想，提倡资本家的剥削是为了工人现在能够生活下去。有人无原则的批评我的讲话，我看他们的政治立场大概并不稳。”
这年四月三日，在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时，毛泽东挥笔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康生说：“这是关于戏曲革命的最重要的指示。它指明了我国文艺灭资兴无的方向和道路。”刘少奇批评他：“这样讲不妥当，还是应该含蓄一点。”
到了四月二十日，周扬在政务院第八十一次政务会议上，作一九五零年全国文艺工作与一九五一年计划要点的报告时，提出：“我们要在新、旧统一战线与公私兼顾的原则下，来发展和改革文化艺术，并要求以历史观点和爱国观点作为审查剧目的标准。除此而外，不应该再有什么标准和框架。”江青对一些人说：“你们看到了吗？周扬实际上是想作文化艺术上的老大。他眼里是没有党和毛主席的。他在三十年代就是这样，至今没有多大的改进。
这年五月，毛泽东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制定了“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的肃反路线。毛泽东在提出这一路线时，说：“我是反对在公安上搞神秘活动的，要同那套脱离群众的东西针锋相对。如果那样搞，我们的肃反运动就会引到邪路上去。罗瑞卿同志在一九五零年召开的几次全国性的公安会议上，有意把帝国主义特务间谍说成是对敌斗争的主要对象，把秘密的侦察工作当成肃反的主要手段，宣传侦查第一，容易使我们的镇反工作偏离群众路线，破坏对整个反动阶级残余势力的斗争。”针对罗瑞卿等人的做法，毛泽东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所写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明确指出：“目前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激烈的和复杂的斗争。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坚决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凡是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正确的。凡是没有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错误的。凡是大体上遵照了这个路线，但没有完全遵照这个路去做的，就是大体上正确但不完全正确的。我们认为这个工作路线是继续深人镇压反革命工作和取得圆满胜利的保证。在今后镇反工作中必须完全遵照这个工作路线。”
对于毛泽东制定的这条肃反路线，有人公开提出反对。彭真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说：“如果完全听凭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也不行。容易导致左的后果。镇反上我是主张宁右勿左的。少奇同志讲了，右了好办，‘左’了就不好办。今天是宁右勿‘左’，我对左的东西历来反感。罗瑞卿也在这年九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再次提出：“侦察工作如何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问题，伊凡洛夫说的对，隐蔽敌人不能依靠群众运动来解决。过三、五年后，反革命分子搞得差不多了，可能就不要今天的群众运动了。动不动就搞群众运动，容易把人的思想搞乱了。”
五月十一日，彭真在《关于政法工作的情况和目前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了“民主建政”的口号。康生说：“这个口号是不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呀？民主建政的口号不能用，容易使人产生新的歧异。”
五月十三日，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讲话，反覆强调：“我们党的多数同志都认为，社会主义现在不搞，而且在最近十多年内是不搞的。我们如果实行工业社会主义国有化的政策，对人民并没有好处，只会伤害工业生产积极性。现在的农民是喜欢发财的，工农业过早地国有化、集体化是违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违背进步的，也是反动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为什么我们在现阶段要说剥削有理呢？甚至我们就是要恳求资本家：资本家先生，我们请求你剥削一下，你剥削一下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你不剥削我，我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没有饭吃了。现在我们的许多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他们可以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代表社会进步的利益，比我们的一些共产党员更进步、更好，比工人更高明，觉悟更高。资本家不是唯利是图，而是为人民服务，有进步作用。我们国家的工人阶级有着先天的不足，根本就没有成长起来，为什么不搞阶级合作呢？我看只要合作下去，将来是可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
刘少奇在讲话中，还提出：“历史上的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都起过人民代表、人民领袖的作用，他们都推动过历史的发展，你们不要以为一提这些人就认为都是反动的。”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作了重要修改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社论指出：“《武训传》是一部宣扬向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屈膝投降的反革命影片，是由一些资产阶级分子炮制的、得到党内外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吹捧的反动影片。他们大肆宣扬，要人们学习的武训精神，其实就是投降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说教。”
毛泽东在社论中尖锐地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人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康生看到这篇社论后，在这段话下面用红铅笔划上了重点记号，他对江青说。“这段话写得实在是好呀，很有份量。我们党的一些文化领导工作者，实际上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了。你要把三十年代的一些情况向主席多讲一讲，我们党内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呢。”
江青说：“我三十年代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已经接触到了许多的问题。看来这些人还是用对付国民党、日本人那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
不久，江青和康生同时都收到了一些信件，反映：“一九五一年六月，胡乔木、周扬对毛泽东关于批判《武训传》的指示进行抵制，周扬提出：‘在思想斗争问题上，具体处理要慎重、仔细，不可急躁鲁莽。我们要保护一些同志。’他们指使上海报刊发表了一些文章为武训的吹捧者辩护，说他们‘本质上是进步的，只是思想认识上犯了错误。’所以，党中央发动的这次批判，并没有从组织上见到什么大的收获。”
江青把这些情况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说：“那就采取一竿子捅到底的办法，彻底地分清是非，把武训这个人的真实面孔搞清楚，不要给历史留下后遗症。”
一九五一年六月在毛泽东具体指示下，江青以“李进”的笔名直接领导和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前往山东省等地调查武训的历史情况。后来江青对毛泽东说：“我们这个调查团是在与周扬派去进行破坏的右派分子钟惦斐进行了许多坚决的斗争，克服了周扬这伙人的重重干扰，在龙山、东堂邑、临清、馆陶一带进行了二十多天的调查才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的。这篇东西真是来之不易呢。”毛泽东说：“关于党内的问题，我们得慢慢解决，有些问题的情况现在马上搞不清楚，需要一个历史的沉淀过程。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个早晨或者是一个晚上就能完成的，而要等待时机，需要足够的耐心。”于是毛泽东亲自帮助江青修改她的《调查报告》。
从这年七月二十三日开始到二十七日，经毛泽东修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康生说：“江青同志领导和主持的《调查记》，以铁的事实揭穿了武训这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的反动目的，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最好的总结。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建国以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又一场大斗争，当然这场斗争是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认识了江青同志的才干，她得确是一个文化素质很高，思想觉悟非常敏锐，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丰富的同志。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
六月，当镇反运动正在全国开展时，刘少奇和彭真在审查清理内部的指示中，反覆强调：“对解放前的政府人员要团结，只要没有血债的旧人员、旧知识分子，我们都要大胆使用。现在，逼供信的现象已萌芽，我们要适当地纠偏。不能利用这次运动而破坏了我们多年的统战政策。”
这时，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出版。刘少奇说：“胡乔木同志的这部书可以作为我们的党史教本，今后就是要以这篇东西来修史。”毛泽东和江青在征询高岗、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时，高岗公开说：“这部书里把刘少奇的白区斗争写得太高了，意义也写得过分了。实际上我们的整个斗争中，白区工作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也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这样写下去，太使我们伤心了。”彭德怀也直截了当地说：“抬高了笔杆子，贬低了枪杆子，实际上就是否定了老毛‘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作用。”
一九五一年七月，山西等地农民，根据毛泽东的号召，提出把互助组上升为试办农业合作社的要求。康生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然而，刘少奇却在对山西省委一个报告的批示中，这样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和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饶漱石得到这个批示的内容后，马上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说：“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批语，从思想上来讲是他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社会主义、极端仇恨广大贫农、下中农的自供状。他竟敢把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路线，诬蔑为幻想；他竟敢把现实生活中冲破资本主义势力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诬蔑为危险的空想。刘少奇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立场，在这里充分暴露出来了。这个人的思想是过不了社会主义关的。”
毛泽东看到这个批语后，明确地对一些人说：“少奇同志的批语是错误的，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打击和压制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但是少奇同志的这些做法都是公开进行的，不是阴谋活动，而且是思想上和认识上的问题，也是我们的党章允许的。我和少奇同志谈话以后，他表示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所以，对这些问题目前不宜吹毛求疵。”
一九五一年九月，在中宣部召开的会议上，江青对周扬等人坚持包庇《武训传》的立场，提出批评：“你们这样做，只会欠下历史的账。周扬对江青的做法大为不满，他对田家英说：“有江青在，我们的工作实在难做。江青在三十年代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演员，而我们就已经是左翼文化团体的领导人，对一些情况我们本来是更有发言权的，怎么能完全听凭于江青同志的指挥呢？”
于是，江青把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她说：“由于周扬等人对文化采取了特别放宽批评标准，致使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戏曲充斥舞台。我认为，戏曲舞台上的丑恶现象必须澄清。但是贯彻不下去，他们不听。”
周恩来对周扬、夏衍说：“你们今后要重视江青同志的意见，你们不要再用以前的标准来看待江青同志，你们对她在三十年代的情况并不了解。我要告诉你们，江青早在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期间已经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了，你们和她在上海打交道的时候，她是奉命行事的。许多情况你们不知道，但是中央清楚，毛主席清楚。你们要注意呢，不然就会犯错误。”
十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