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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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的是，毛泽东的头脑依然十分清醒，仅管他不时地被恶梦惊醒。他在朦胧中好像又看到了当年对他的通缉：
那是民国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由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监察署发布的训令：“以毛泽东拥兵倡乱，请依法制裁，以平民愤等情。据此，理合呈请钧长鉴核等情前来。查该逆毛泽东，窃据国土，称兵叛乱，祸国殃民，罪大恶极，自依法缉办。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首席检察官一体严缉，务获究办，以伸法纪。此令。”
毛泽东清醒后，微微笑道：“我又梦见和蒋介石打交道了。”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也就是毛泽东临终前的两个半月时，他召见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向他认为最可靠的人端出了他的心事：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毛泽东说到这里，睁开眯缝看的眼睛，依次把他们都看了一遍，接着说：“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始终耽心着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果。是的，这将是他无法闭眼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管后来的人们怎样看待这个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但是都必将要正视当年的那些日日夜夜……
第一章 暗藏杀机
毛泽东联手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搞掉高岗和饶漱石以后，就担心彭德怀，把他看作了潜在的隐患。他说：“还有高岗的人呢，不过要慢慢得来，再看看他们的表现。总是要给一个机会的嘛，这是我们党的一个规矩，就是要等待觉悟。”他指的就是彭德怀。
他早就知道，高岗从建国后，和斯大林等苏共最高领导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除了逢年过节他必定要给斯大林致电、致信外，他还经常把中共中央最高层的机密向斯大林透露，使斯大林很清楚毛泽东的思维动向。对此，毛泽东心明如镜。斯大林逝世之后，高岗和苏共最高领导的接触就日益使毛泽东忧虑了。他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警告过高岗：“我提醒在座的每一个共产党人，你们首先是中国的共产党人，必须遵守中国共产党的纪律，而不是其他党的纪律。不要里通外国，不要把党内的机密告诉其他兄弟党，经常的通报应该有中央进行。兄弟党之间也是有一定的规矩的，不要混淆了彼此的界限。”
那个时候，中苏关系正在热恋期间，两党两军之间几乎无话不说，互通信息和中央文件的事情几乎是普遍的，经常的。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把自己看作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成员，而苏联共产党是理所当然的最高裁决党，充当着最高领导的角色。
高岗很清楚毛泽东的所指，他在这次会后主动地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和苏共领导集团的一些联系，毛泽东劝他：“今后不要再单独和他们往来了，要注意党的纪律。不过，你的这些事情也不算什么，中苏两党毕竟是兄弟关系嘛。”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放过他。当高岗串联饶漱石等人企图将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赶下台，由他取而代之的活动正盛的时候，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将高岗、饶漱石揭露出来。那时，中国争忙着筹备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所以毛泽东并没有亲自出面主持解决他们的会议。而把这场斗争的领导权交给了刘少奇和周恩来，这实际上等于在全党给他们树立了威信。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将高岗和饶漱石集团的问题定性为反党联盟，于是建国以来中共内部的第一次重大斗争就以高岗被迫自杀而结束。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里，毛泽东特意写道：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里，依然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我们的敌人总是要从我们的党内寻找他的代理人。为此，我们一定要注意增强党性，增加党的团结。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谈话的时候，就说：“你们说高岗、饶漱石就没有后台吗？我看还是有的。不过，这次斗争的范围不要再扩大了，就他们几个人，要尽量的多团结一些人。但是，告诉彭真同志，他要检查在东北时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不检查，高岗这些人在东北的问题得不到彻底清算。”
经过一年多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直到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才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把高岗、饶漱石开除出党。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时，说：“对于我们的党来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以为戒，务必使党内不要再重复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搞挑拨离间，但是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用的那一类的罪恶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蔽自己的观点和企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习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毛泽东说到这里时，刘少奇插话说：“高岗相当国家总理和党的副主席，可以公开找我们说出来嘛，我们可以让给他嘛，可是他在背后搞我们的鬼，挑拨离间，说我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其实我们谁的问题都没有他的问题多。政治上是流氓，生活上也是流氓！他的那些丑行简直令人无法启齿……”
“无法启齿你就不要再说话了！”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高岗的问题主要是政治上的问题。这个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他是我国现阶段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使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和巩固起来了。”
会议期间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刘少奇汇报高岗、饶漱石联盟的成员时，说：“在清查中发现高岗和彭德怀、林彪、陶铸、黄克诚等同志的来往很多，有些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是否要这些人做个自我批判，还请主席最后定夺。”
毛泽东说：“我看，彭德怀同志其实是高岗、饶漱石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彭德怀和高岗，实际上的领袖是彭德怀，他能够起到大的作用。高岗有多大的影响呢？他就是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但是，问题暴露最明显的是高岗这些人。彭德怀主要是背后的东西，特别是他和苏联的同志们的关系。所以，这次不要涉及彭德怀同志，可以让他检查一下，这就叫做敲山震虎。”
周恩来说：“林彪说他没有什么可检查的，也没有什么可揭发的。”
毛泽东说：“林彪就是没有什么好检查的嘛，你们让林彪同志检查什么？林彪怎么能看得起高岗、饶漱石？简直是笑话！所以我说，真正会搞党内斗争的人，在我们党内没有几个！要出以公心呀，搞私人报复历来不好，最终是要吃亏的。”
搞掉高岗以后，毛泽东就把担心放在了彭德怀身上。就在一九五五年的四月四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补选林彪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在和林彪谈话的时候，经常明白地端出了别人和他的谈话：“有人说你是高岗一伙的，我就不相信。你怎么能和高岗相提并论？你比高岗要高得多嘛！高岗也并不是一切都错，他在一些重要的路线上，其实是支持我的。他的文化不高，主要是搞阴谋活动，不敢堂堂正正地站出来讲话。依我看，现在我们党内还有隐患，这个隐患未除，我是睡不好觉的。”林彪间道：“隐患是谁？〃
毛泽东说：“你知道呀！在历史上多次和我们搞别扭的，对这个不服气，对那个不服气，也对你不服气嘛！历来对你有看法嘛！这个人，朝鲜打了一仗，自认为自己了不得了！我看迟早是要把他摔下来的。”
这下，林彪彻底明白了：这个隐患就是彭德怀。
毛泽东最了解他所领导、指挥的党和所有的高级干部的知识水平和理论结构，凭良心说，他认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和他势均力敌，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和他竞争、角逐权力的高低。
充斥在党和国家、军队里的高级领导人，都是几十年来的战争和土地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军人和小知识分子型的干部。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文化程度，几乎都是所谓‘泥腿子”、“放牛娃”登上了大雅之堂。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靠武装斗争而夺取政权而成长起来的共产党人，究竟有多少治理国家的能力和水平，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毛泽东在一次全会上坦诚地说：“我们在座的干部，要是按照马克思、列宁的要求，选出真正工人阶级的合格领袖，选出真正合格的管理现代国家的优秀人才，我看一个也没有！〃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决心要率领中国尽快地进人社会主义社会。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毛泽东倡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进人了高潮。文思大发的毛泽东，亲自搜集了反映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的一百七十六篇文章，汇编了一本题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书。这个从青少年就注重舆论作用的执政党主席，
从来是亲自写文章，包括战争年代的新闻报道。这一次，他又是亲自写序言，并在一部分文章前面加上了按语。
毛泽东在《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的按语中，用心良苦地写道：“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霆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人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
毛泽东着意刻划了被他称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面貌。他在《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语中写道：“机会主义只有认输一法。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那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并且走得像个样子呢？〃
他提醒全党，右倾机会主义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认输了，但是右倾保守思想还在许多方面作怪，“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是完全必要的了。”毛泽东以无比豪迈的语言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他对一些人说：“彭德怀有个小姨子叫浦熙修，不知你们认识否？我见过，是一个很能干的女将。但是她反对我们的农业合作化，说我是企图一口吃下十年饭的空想主义者，要把苏联几年走的路要在一个早晨走完，还说我是老左倾冒险主义者。她的话和王明的话差不多，也和一些人的话差不多。彭德怀同志就说我是左，其实是他右。这个浦熙修是否受了我们彭德怀同志的影响？或者说彭德怀受了她的影响。反正他们都是对我们的农业合作化不那么满意的，经常说一些很不和谐的论调。我写的那些按语，也不能说是没有针对着他们。”浦熙修也恨上了毛泽东，她在《文汇报》的一次会议上放言道：“毛泽东的眼光只是在中国，他没有站在世界的高度来看待我们的工作。他除了苏联外，哪里也没有去过。一个大国的领袖应该经常到外国看一看，吸收一些新鲜的东西回来，毛主席不行，他的眼睛只是盯着中国。我们希望他经常到外国走一走。”
话传到毛泽东耳朵里后，毛泽东坦率地说：“我管不了外国的事情，但是我能够管得了中国，我除了中国的地方，我哪里也不想去。能够把中国的事情管好就不错了。”毛泽东牢牢地记住了浦熙修，记住了她是彭德怀的小姨子。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开展起来以后，毛泽东在七月一日他亲自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里，特意写下这样一段话：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像演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像，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子改变，不大容易。大势所趋，不改也得改，是勉强的，不愉快的。说是轻松愉快，这句话具有人们常有的礼貌性质。这是人之常情，应予原谅。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宜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毛泽东对江青、陈伯达说：“我点了浦熙修的名字，就是对彭德怀进行警告，希望他要注意他的身旁已经有了右派了。而且这个右派不是简单的右派，是党外挂帅的，他们需要的是党内挂帅的人。”
毛泽东用尖刻的语言罗列了这个右派的问题：“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
奇迹的是，毛泽东的头脑依然十分清醒，仅管他不时地被恶梦惊醒。他在朦胧中好像又看到了当年对他的通缉：
那是民国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由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监察署发布的训令：“以毛泽东拥兵倡乱，请依法制裁，以平民愤等情。据此，理合呈请钧长鉴核等情前来。查该逆毛泽东，窃据国土，称兵叛乱，祸国殃民，罪大恶极，自依法缉办。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首席检察官一体严缉，务获究办，以伸法纪。此令。”
毛泽东清醒后，微微笑道：“我又梦见和蒋介石打交道了。”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也就是毛泽东临终前的两个半月时，他召见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向他认为最可靠的人端出了他的心事：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毛泽东说到这里，睁开眯缝看的眼睛，依次把他们都看了一遍，接着说：“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始终耽心着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果。是的，这将是他无法闭眼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管后来的人们怎样看待这个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但是都必将要正视当年的那些日日夜夜……
第一章 暗藏杀机
毛泽东联手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搞掉高岗和饶漱石以后，就担心彭德怀，把他看作了潜在的隐患。他说：“还有高岗的人呢，不过要慢慢得来，再看看他们的表现。总是要给一个机会的嘛，这是我们党的一个规矩，就是要等待觉悟。”他指的就是彭德怀。
他早就知道，高岗从建国后，和斯大林等苏共最高领导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除了逢年过节他必定要给斯大林致电、致信外，他还经常把中共中央最高层的机密向斯大林透露，使斯大林很清楚毛泽东的思维动向。对此，毛泽东心明如镜。斯大林逝世之后，高岗和苏共最高领导的接触就日益使毛泽东忧虑了。他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警告过高岗：“我提醒在座的每一个共产党人，你们首先是中国的共产党人，必须遵守中国共产党的纪律，而不是其他党的纪律。不要里通外国，不要把党内的机密告诉其他兄弟党，经常的通报应该有中央进行。兄弟党之间也是有一定的规矩的，不要混淆了彼此的界限。”
那个时候，中苏关系正在热恋期间，两党两军之间几乎无话不说，互通信息和中央文件的事情几乎是普遍的，经常的。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把自己看作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成员，而苏联共产党是理所当然的最高裁决党，充当着最高领导的角色。
高岗很清楚毛泽东的所指，他在这次会后主动地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和苏共领导集团的一些联系，毛泽东劝他：“今后不要再单独和他们往来了，要注意党的纪律。不过，你的这些事情也不算什么，中苏两党毕竟是兄弟关系嘛。”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放过他。当高岗串联饶漱石等人企图将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赶下台，由他取而代之的活动正盛的时候，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将高岗、饶漱石揭露出来。那时，中国争忙着筹备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所以毛泽东并没有亲自出面主持解决他们的会议。而把这场斗争的领导权交给了刘少奇和周恩来，这实际上等于在全党给他们树立了威信。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将高岗和饶漱石集团的问题定性为反党联盟，于是建国以来中共内部的第一次重大斗争就以高岗被迫自杀而结束。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里，毛泽东特意写道：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里，依然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我们的敌人总是要从我们的党内寻找他的代理人。为此，我们一定要注意增强党性，增加党的团结。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谈话的时候，就说：“你们说高岗、饶漱石就没有后台吗？我看还是有的。不过，这次斗争的范围不要再扩大了，就他们几个人，要尽量的多团结一些人。但是，告诉彭真同志，他要检查在东北时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不检查，高岗这些人在东北的问题得不到彻底清算。”
经过一年多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直到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才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把高岗、饶漱石开除出党。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时，说：“对于我们的党来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以为戒，务必使党内不要再重复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搞挑拨离间，但是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用的那一类的罪恶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蔽自己的观点和企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习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毛泽东说到这里时，刘少奇插话说：“高岗相当国家总理和党的副主席，可以公开找我们说出来嘛，我们可以让给他嘛，可是他在背后搞我们的鬼，挑拨离间，说我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其实我们谁的问题都没有他的问题多。政治上是流氓，生活上也是流氓！他的那些丑行简直令人无法启齿……”
“无法启齿你就不要再说话了！”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高岗的问题主要是政治上的问题。这个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他是我国现阶段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使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和巩固起来了。”
会议期间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刘少奇汇报高岗、饶漱石联盟的成员时，说：“在清查中发现高岗和彭德怀、林彪、陶铸、黄克诚等同志的来往很多，有些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是否要这些人做个自我批判，还请主席最后定夺。”
毛泽东说：“我看，彭德怀同志其实是高岗、饶漱石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彭德怀和高岗，实际上的领袖是彭德怀，他能够起到大的作用。高岗有多大的影响呢？他就是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但是，问题暴露最明显的是高岗这些人。彭德怀主要是背后的东西，特别是他和苏联的同志们的关系。所以，这次不要涉及彭德怀同志，可以让他检查一下，这就叫做敲山震虎。”
周恩来说：“林彪说他没有什么可检查的，也没有什么可揭发的。”
毛泽东说：“林彪就是没有什么好检查的嘛，你们让林彪同志检查什么？林彪怎么能看得起高岗、饶漱石？简直是笑话！所以我说，真正会搞党内斗争的人，在我们党内没有几个！要出以公心呀，搞私人报复历来不好，最终是要吃亏的。”
搞掉高岗以后，毛泽东就把担心放在了彭德怀身上。就在一九五五年的四月四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补选林彪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在和林彪谈话的时候，经常明白地端出了别人和他的谈话：“有人说你是高岗一伙的，我就不相信。你怎么能和高岗相提并论？你比高岗要高得多嘛！高岗也并不是一切都错，他在一些重要的路线上，其实是支持我的。他的文化不高，主要是搞阴谋活动，不敢堂堂正正地站出来讲话。依我看，现在我们党内还有隐患，这个隐患未除，我是睡不好觉的。”林彪间道：“隐患是谁？〃
毛泽东说：“你知道呀！在历史上多次和我们搞别扭的，对这个不服气，对那个不服气，也对你不服气嘛！历来对你有看法嘛！这个人，朝鲜打了一仗，自认为自己了不得了！我看迟早是要把他摔下来的。”
这下，林彪彻底明白了：这个隐患就是彭德怀。
毛泽东最了解他所领导、指挥的党和所有的高级干部的知识水平和理论结构，凭良心说，他认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和他势均力敌，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和他竞争、角逐权力的高低。
充斥在党和国家、军队里的高级领导人，都是几十年来的战争和土地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军人和小知识分子型的干部。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文化程度，几乎都是所谓‘泥腿子”、“放牛娃”登上了大雅之堂。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靠武装斗争而夺取政权而成长起来的共产党人，究竟有多少治理国家的能力和水平，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毛泽东在一次全会上坦诚地说：“我们在座的干部，要是按照马克思、列宁的要求，选出真正工人阶级的合格领袖，选出真正合格的管理现代国家的优秀人才，我看一个也没有！〃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决心要率领中国尽快地进人社会主义社会。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毛泽东倡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进人了高潮。文思大发的毛泽东，亲自搜集了反映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的一百七十六篇文章，汇编了一本题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书。这个从青少年就注重舆论作用的执政党主席，
从来是亲自写文章，包括战争年代的新闻报道。这一次，他又是亲自写序言，并在一部分文章前面加上了按语。
毛泽东在《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的按语中，用心良苦地写道：“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霆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人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
毛泽东着意刻划了被他称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面貌。他在《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语中写道：“机会主义只有认输一法。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那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并且走得像个样子呢？〃
他提醒全党，右倾机会主义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认输了，但是右倾保守思想还在许多方面作怪，“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是完全必要的了。”毛泽东以无比豪迈的语言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他对一些人说：“彭德怀有个小姨子叫浦熙修，不知你们认识否？我见过，是一个很能干的女将。但是她反对我们的农业合作化，说我是企图一口吃下十年饭的空想主义者，要把苏联几年走的路要在一个早晨走完，还说我是老左倾冒险主义者。她的话和王明的话差不多，也和一些人的话差不多。彭德怀同志就说我是左，其实是他右。这个浦熙修是否受了我们彭德怀同志的影响？或者说彭德怀受了她的影响。反正他们都是对我们的农业合作化不那么满意的，经常说一些很不和谐的论调。我写的那些按语，也不能说是没有针对着他们。”浦熙修也恨上了毛泽东，她在《文汇报》的一次会议上放言道：“毛泽东的眼光只是在中国，他没有站在世界的高度来看待我们的工作。他除了苏联外，哪里也没有去过。一个大国的领袖应该经常到外国看一看，吸收一些新鲜的东西回来，毛主席不行，他的眼睛只是盯着中国。我们希望他经常到外国走一走。”
话传到毛泽东耳朵里后，毛泽东坦率地说：“我管不了外国的事情，但是我能够管得了中国，我除了中国的地方，我哪里也不想去。能够把中国的事情管好就不错了。”毛泽东牢牢地记住了浦熙修，记住了她是彭德怀的小姨子。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开展起来以后，毛泽东在七月一日他亲自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里，特意写下这样一段话：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像演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像，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子改变，不大容易。大势所趋，不改也得改，是勉强的，不愉快的。说是轻松愉快，这句话具有人们常有的礼貌性质。这是人之常情，应予原谅。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宜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毛泽东对江青、陈伯达说：“我点了浦熙修的名字，就是对彭德怀进行警告，希望他要注意他的身旁已经有了右派了。而且这个右派不是简单的右派，是党外挂帅的，他们需要的是党内挂帅的人。”
毛泽东用尖刻的语言罗列了这个右派的问题：“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